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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

时间:2019-10-18 19:54来源:现代文学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

  王洪文心领神会。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

  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

  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姚文元还报告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扯起反叛的旗帜。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荡平“红革会”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原来是这么回事!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充满辣味的”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

  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福州路事件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炮轰张春桥!”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打倒张春桥!”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后发制人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

  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6165.com,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耿金章其人

  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福喜之死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七月二十一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七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一幕惨剧在武汉发生了:因“七·二○”事件,武汉被打伤打残的达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的达六百多人!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压勿煞战斗队”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联司”在七月二十一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备忘录》全文如下: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备忘录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王洪文传: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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