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6165.com > 现代文学 > 正文

朱德传: 四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时间:2019-11-02 03:52来源:现代文学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同。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同。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在调查研究方面是一位楷模。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年事已高,但朱德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仅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他就到过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他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他向中央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朱德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比如,他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提出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村自由市场、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身居高位、事务繁多且年事已高的朱德是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呢?从他的调查经历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法。

  大会通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找准问题、有的放矢

  这时候,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战胜严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调查研究主要是为国家建言献策,要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相结合。朱德的调研工作也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在经济原来十分落后的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样才能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怎样逐步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建国不久的当时,对这些全新的课题谁都缺乏经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它也成为朱德关心和思考的中心问题。

1956年,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做准备,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密集的调查工作。70岁的朱德,也积极投入其中。5月16日至23日,朱德赴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他前往辽宁考察。这两次考察的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在八大的大会发言上,朱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朱德被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已经快满六十八周岁。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已是年近古希一九五○年底,他患过一次654夕比较严重的肺炎,中央曾决定他到外地疗养了三个月。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仍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农村、工厂第一线,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调查研究,同他们交换意见,然后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重大决策。为此,朱德跑遍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盛市、自治区他都到过。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61年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之后,朱德带着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查,感到调整农村政策效果明显。5月9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正因为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带着草案下农村调查研究,中央对如何调整农村政策有了较深入的认识。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对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对这方面就一直给予特殊的关注,花费了不少精力。南泥湾的开垦、军工事业的建设等,都是显著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夜,他更一再强调这将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他在纪念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现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①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又说:“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②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旧中国留下的破烂的摊子,朱德深知,要顺利完成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积极性,万众一心地共同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朱德在和煤矿工作干部谈话时指出:“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已开始转向经济建设方面,”应该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方面的人来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就全国来讲,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只占少数,我们要是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生产建设的任务也是不容易顺利完成的。”③一九五○年一月十日,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团结,不但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而且要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④朱德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他明确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⑤的观点。第二年八月,他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又强调:自然科学工作一定要同全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发展自然科学是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调查研究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

  朱德认为,为了发挥科学技术在建设国家中的作用,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积极培养各种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材。一九五○年他在机械工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假若再使用不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贡献力量给国家,则对我们的工业建设将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朱德始终坚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注重倾听群众意见。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深入厂矿、农村,并且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同他们交换意见。他视察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

  “我们必须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号召老干部学习技术。”⑥一九五一年,他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⑦为了团结全国人民投入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十分重视要正确地决定政策。他曾多次强调要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中,没有把城市独立劳动者和小业主同一般资本家很好区别开来。为此,朱德于三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对独立劳动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政策。他说:“在‘五反’中,我们曾将城市工商业者,按照他们的行业和守法与违法的程度加以划分,这是必要的。”“但是,最近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城市工商业者,还必须从其阶级关系上、经济活动的性质上来加以区别,井以此来作为我们决定政策的基矗”“城市中的独立劳动者(包括大量的小手工业者在内),应该与资产阶级严格区别开,不应把独立劳动者与一般资本家放在一起统称为工商业者。”

6165.com,为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朱德每到一地,常常亲自召集座谈会。他曾说:“开会也是调查研究。”座谈会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等。朱德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聆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听汇报时,他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这种真诚态度使许多干部和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这是他能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的重要原因。

  “这些独立劳动者,虽然占有很小一部分资金,但他们不雇人或只雇很少几个学徒,并且他们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所以,决不应把他们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而应该看作是与农村中的中农同一性质的阶层。在这次‘五反’中,也证明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各城市中的守法户与基本守法户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属于这一阶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重要观点同样依靠实事求是。他说:“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很多内容都是他结合各地的生产建设问题谈到的意见。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大部分组成生产合作杜,使其与国家经济联结起来。”“国家对于独立劳动者的政策应与资本家有原则的不同,在税收上,在贷款上都应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给以优待。”“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同时也更有利于城镇的生产。”⑧建国初期,过去长期战争年代中形成的各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状况一时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变。随着国家的统一,国家财政也必须统一。一九五○年二月,朱德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说:“财政的统一是我们多年来争取的事”,“今后我们必须在统一的基础上来建设全国的财政。”

1960年2月至3月,朱德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等地调研,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难和“左”的做法的错误。在老家四川仪陇马鞍公社,他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截了当地说:“还不是肚子吃不饱!”为此,他向仪陇县委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4月2日,朱德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多,生产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各种机械必须是又经济又适合当地要求,是多种类多型号的,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同时,他又认为不能过分强调中央集权,提出将来要建立中央、盛县三级财政体制的设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了如何充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他说:“过去我们也有银行这个工具,但是没有好好利用,只是发点票子。”今后,“全国要广泛建立银行网。银行必须负起很大的责任来,掌握资金,监督生产。”“财委要经过银行来掌握家务,使银行成为国家的总会计。银行不仅是一个发票子的机关,国家的投资都要成为银行的贷款。”对国家的建设事业,“银行必须起监督作用”⑨。一九五二年,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今后“除逐步建立农业银行之外,我们还应逐步建立工业银行、基本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对外贸易银行,以加强对各该部门的业务活动,并使总行更便于执行总的调剂职能和进行监督。”

1962年5月,朱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他不赞成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认为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和副业两不误。会后,朱德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广西等地视察。5月20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要允许私人或供销社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朱德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5月26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动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⑩

制度化、经常化

  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准备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并转中央财委,对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五条意见:(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打好,同时,适当发展建筑工业和纺织等轻工业。(二)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现在还认识不足。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节约国家开支;三是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三)注意发展地方工业,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应当明确划分。(四)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对某些国家的储备,以备转口之用。(五)农业除兴修水利、改良技术、这种除虫外,还应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移民开垦。

调查研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持之以恒,始终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朱德搞调查研究,不但坚持的时间长,而且调查研究的主题也一直较为稳定,即大多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着眼点。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于手工业的关心。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拿钢铁的人均产量来说,在一九五○年只有二点三七公斤。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就认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1952年7月10日,在党中央酝酿制定“一五”计划时,朱德即致函毛泽东,专门提出要“注意发展地方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1953年2月13日,朱德再次致函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有计划地帮助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钢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料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为了获得能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为了给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机器设备,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朱德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55年1月,朱德在广东、上海等地视察时,对当地负责人提出要组织和发展手工业。他还派秘书在各地调研,并将情况提交中央。回京后,朱德立即找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谈话,就如何发展手工业提出意见。

  朱德对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在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不久,便在这年十一月四日视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钢铁厂。

1956年5月,朱德从山西太原视察回京后,立即找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邓洁谈话,就手工业如何管理的问题提出意见。半年后,他再次找邓洁谈话,提出想把合作社都收归国有的想法是错误的。

  石景山钢铁厂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当时的规模还很校朱德早就到那里视察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给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儿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根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矗”(11)朱德这封富有远见而又热情洋溢的信,给了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以后,他又多次地到这个厂去视察,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为掌握手工业发展情况,1961年3月,朱德赴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5月9日,他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食堂、手工业合作社和自由市场等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于大,存在不少问题”。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朱德在会上积极发言,继续提出加强手工业建设。会后,为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人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7月29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9月15日,他转报了关于庐山附近执行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报告;11月21日,他转报了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包头钢铁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包钢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贪新、贪大的思想,没有考虑充分利用旧包头原有的基础,而是主观地设想在离旧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而且在厂房没有建起前,就先盖起几幢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朱德认为,这有悸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应该重新考虑这个规划方案。

1962年5月至6月,朱德视察陕西、四川、云南等地。6月20日,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谈到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呼吁给予手工业合作社适当的自主权。

  为了进一步弄清包钢的筹建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宋裕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听后说:“包头是否要建成一个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么漂亮?值得考虑。”并且指出,盖办公楼之类的房子标准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钱,省出钱来多发展工业。(12)六月五日,朱德带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包头实地考察。十日,到达包头,听取中共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说服他们重新考虑规划方案。他提出:城市规划是否要那么大?建筑标准是否要那么高?然后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得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13)他在到建筑现场察看后,十二日又对包钢负责人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敢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六月十五日,朱德参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局主要负责人发言说:“朱总司令这次来内蒙大家都很欢迎,帮助内蒙解决了很大问题,尤其是包头建设规划问题。分局和地委的干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会上就内蒙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过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想通了。他们根据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规划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在朱德的关心下,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保护。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明确说:“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剩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原载: 人民日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后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盛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也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6)六月,朱德又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

  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27)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28)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

  (29)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还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商业部门是管商业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30)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个讲话给了朱德很大的激励。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八月间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以下筒称《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问题。在谈到四级财政体制问题时他认为:“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31)在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计对那种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错误观点说:“难道地方党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问题在于把职权划分清楚。”(32)在谈到商业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国家很难全部背起来;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3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朱德对此是赞成的。同时,他也很强调发展轻工业。他在《意见》中说:“轻工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不仅可以积累资金,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是产帮助兄弟国家上,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建、扩建或新建一部分轻工业工厂。对手工业工场,也应该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它逐步地由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这也是发展轻工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34)在工业建设中,朱德很重视利用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矗广东的丝织业是有着历史传统和良好基础的。朱德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张广东应该多发展养蚕事业,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对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并适当贷款,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35)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问题。并且多次建议中央考虑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意见》中指出:“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因此,军人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而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厂的设备能力,进行多种生产,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使投资有所效益。”(36)朱德鉴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意见。他在《意见》中说:“过去对沿海工业的疏忽,主要是怕打仗,怕打烂。

  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但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地发挥现有潜力,结合以合理地扩建或者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来解决问题,就会是错误的作法。”(37)朱德对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重要贡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了两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的观点。《决议》强调: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朱德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着重谈的就是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制、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38)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时指出:东北人少地多,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闲着。林木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拿出来就是钱。“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39)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写的《意见》中说:“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40)对注意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朱德在这个时期谈得更多,抓得也更具体。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全国有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薄一波回忆说,朱德“一再要求我们要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并且多次提出书面意见。”(41)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听取主持会议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汇报并作指示。程子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朱德同志“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柬,可以畅所欲言。”(42)十二月四日,朱德在会上讲话中,针对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的错误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43)在这次讲话中,朱德谈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还着重谈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形式、政策等问题。他说:“在组织方法上,主要是由他们自集股金,自备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对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朱德讲话前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人主张用公私合营的形式;有的人主张只用生产合作社的形式,不用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朱德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说:“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在讲到政策问题时,他指出:“关于小手工业者板的人社问题,我看只要他放弃剥削,本人有技术,而又愿意参加劳动,服从领导,是可以让他人杜的。??至于未雇正式工人而只带学徒者,则应按政务院规定,仍应算作独立劳动者,不应划为老板。”(44)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朱德讲话的精神,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程子华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肯定了我国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还明确了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几种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骤和方法。这就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45)会议结束后,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些冒进的苗头。朱德一直注视着这个进程,经常找薄一波、程子华等了解情况,并告诫他们要防止冒进。薄一波回忆说:“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稳步前进。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也曾多次发表过意见。”(46)程子华回忆说:“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要防止盲目冒进,当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有的不适当地强调集中生产,有的盲日地将小杜合并为大杜,有的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他说,这样做,脱离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自愿原则,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朱德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讲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敲了警钟。”(47)为了总结前一段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讲话。他提出国家要扶植手工业,还特别强调要保护和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品行业。他说:“有根高手艺的老师傅是勤学苦练成功的,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给他们优待。老师傅把很高明的手艺传给青年后辈,是新社会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希望他们不要保守,否则‘人亡艺绝’,绝技就要失传了。”

  (48)

  一九五五年冬,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推动下,手工业合作化也迅速掀起了高潮。在这个高潮中,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有些地区不适当地办大社,办多行业的综合社,盲目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使有些行业打破了原有的供销关系。有些地区的服务行业不适当地撤消或合并了服务网点,造成群众生活不便。第二,自由市场已基本上不存在,手工业者原来自购原料、自销产品的传统受到种种限制,以致不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停工待料,造成某些手工业产品供应紧张。第三,公共积累偏多,影响了社员的收入和福利。他们说:“工人有劳保,农民有五保,我们无一保。”因此,不少人要求把手工业合作社交给国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业,自己去端“铁饭碗”,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朱德对这些问题是很担心的,他认为,问题虽然是在前进中出现的,但必须重视并加以纠正,否则就会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为此,他多次找有关方面负责人了解情况,提出意见。他向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指出:组织大社一定要具备条件,否则是会垮的。集中起来生产有盲目性,必须马上制止!凡不适宜集中生产的就不要勉强集中,仍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组织起来后,产品的品种要更多,质量要更好。这样人民才更加满意,才能真正体现优越性。手工业的行业复杂,品种繁多,劳力又这么多,过分强调机械化要注意。手工业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群众的福利应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加到国家身上。国家不可能解决六亿人口的全部福利问题,主要靠人民自己动手解决。(49)白如冰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谈话,“使我们心悦诚服”。

  一九五六年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需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加以巩固。可是,有的人却因头脑发热又急于想把刚刚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迅速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朱德认为,这种变动事关重大,应该采取慎重态度。他多次说过,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不高,若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势必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带来不便。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朱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利用国际上一切有利条件,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50)他还说过: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有好多东西他们还是需要我们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向他们买。”(51)建国后,他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加强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建设都不能自我封闭,中国也不能例外,必须放眼世界,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经济建设上也取得很大成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于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

  大会全面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确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九月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德在发言中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52)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八大以后,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继续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一再提出一定要改变那种过分强调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朱德对薄一波说: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他从国际形势已进一步趋向缓和这个判断出发,更加强调军事工业要同民用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他说:“我看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和平工业,军队也要大大裁减。军工厂如不改为和平生产,要犯错误。”(53)他更多地到全国各地进行实际考察。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三月,朱德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盛自治区,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调查。这时他已满七十周岁了。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朱德传: 四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