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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前言

时间:2019-11-02 03:52来源:现代文学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20世纪撼动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了广泛的尊敬,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20世纪撼动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曾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希望和理想。在他死后的30多年间,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他的看法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却仍与从前一样。在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的救世主;在其他人眼中,他仍然是个疯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个蠢才,是个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系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的。
  与许多人一样,我本人的生活也曾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把他当作百年前的古人来写。我会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嘲笑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均侃侃而谈,且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因害怕观点会遭到歪曲而表现出来的吞吞吐吐的情形,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与希特勒的副官们(普卡梅尔,贝罗,恩格尔,根舍,温舍和舒尔兹)、秘书(特劳德尔·容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飞机驾驶员(波尔)、医生(吉辛,哈塞尔巴赫)、心腹军官(斯科尔兹内,鲁德尔)、心腹建筑师(施佩尔,杰斯勒)、第一个新闻发布官(汉夫施坦格尔)、军事领导人(曼斯坦因,米尔契,邓尼茨,曼特福尔,瓦力蒙)及他最崇拜的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特鲁斯特教授夫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等会见的次数不下250次。这些会见作录音的就有几十次,这些录音带现在国会图书馆内保存。会见时的谈话,已列入本书的,其本人均读过有关章节。他们不但作了修改,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使用了众多的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档案,包括一个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如,1918年对希特勒作的精神病之秘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1924—1925年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作了不少披露。
  我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点:希特勒要比我所想象的更复杂、更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美梦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卍字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柳西胡的混神。

1922—1923

(1)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2)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3)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从乞丐到元首: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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