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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 第六章 孙中山逝世前后6165.com

时间:2019-11-05 06:50来源:现代文学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国漫长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状大。
  如果说历史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曾在最混乱的变革中出现过的话,那么,北伐将是必要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领导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然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联人,却不象他那么乐观。
  从理论上讲,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在蒋与他的军事目标之间,存在着五大军阀,其中三个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驻扎在很远的地方,曾被冯以翻云覆雨的手段打败。1926年初,他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并占领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区有湖南、四川和贵州,军队大约是25万。张作霖当时是北方军阀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估计他的军队大约是30万至50万。
  孙传芳以20万军队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的华东地区。
  他横跨长江下游,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两个是强大而又引人注目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赶走了吴佩孚以后,冯将自己的部队增至27.5万人左右。但是,由于他过分扩张,使自己的侧翼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阎当时似乎想跟张联盟。那时,冯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因此,他有资格被看成是“西北军阀”(尽管人们无数次地称他为“东北军阀”)。
  1926年1月1日,冯突然宣布他将退休,并动身去作长途旅行,最终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里,他希望能为他那支号称是国民军或人民军的部队搞到给养。当他走了几个月之后,他的下属指挥官撤退了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队,并将该部队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内的长城南口。
  阎和一般的军阀不同。一般的军阀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阎则以“现代的”或“社会的”军阀而闻名于世。他开办学校,促进卫生事业,禁止鸦片,修建公路和桥梁,并且采用各种方案开垦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写道:“他的旁边坐着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他按照外国的风格宴请宾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银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叠成玫瑰状,鸟状和宝塔状,饭后,由侍从拿着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护卫着客人穿过撒满月色的花园。”
  冯和阎都害怕遭到蒋介石的打击,他们表示参加国民革命。
  军阀部队的数目总共不少于75万,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1926年初,蒋的军队人数不超过8.5万人,编成6个师。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够的。但是,要等到他的军队数量能敌得过他的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蒋给了自己6个月时间。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对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1日至19日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
  宣布孙逸仙的在天之灵永远是该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有7位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蒋介石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蒋报告了他的军事计划——一个只有8.5万军队的计划。这支军队中,只有6万人配有枪支。另外,还有6千军校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员起来。
  1926年2月1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大概是从这时开始,蒋认为共产党正在暗中进行反对他的活动。会上,共产党对他的军事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鲍罗廷甚至支持这些计划。然而,会后鲍罗廷突然被召回。在他离任期间,由他人负责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大概在此时,广东出现了把蒋介石描绘成新军阀和攻击北伐的传单。蒋怀疑这是苏联人在幕后策划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待他们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不可与他们共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目标,蒋介石决定辞去他最初选定而尚未就任的职务。他于2月8日宣布,他将不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天,他拜访了汪精卫,提出辞去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和广东警备司令的职务。汪不露声色地听着,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蒋介石感到,不久他将与现任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袖的这个真正的对手发生冲突。
  对于是否北伐,蒋在心里仍是很矛盾的。汪精卫依然保持着沉默。最后蒋摊了牌,2月27日他对汪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辞呈,那就请俄国人离开。”汪还是没有反应。
  3月8日蒋回到汪的办公室说:
  “领导国民革命的实权不应落入俄国人之手;即使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络也应划清某种界限。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决定权。”
  以上的谈话情形是在事件发生大约30年后,蒋介石记录下来的。
  整个事情的发展令人烦恼不安,蒋常常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他度过了稍微平静的一天,许多天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心境宁静的晚上。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人两次企图杀害蒋,均未成功。
  为了当时和将来使用,他开始搜集在广东的那些潜在的对手和阴谋者的个人档案,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秘密机构,监视来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员。
  对于蒋辞职的问题,汪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开始隐晦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趁着局势还好的时候离开广东,继续呆下去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虽然蒋当时的处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可能会遭暗杀。如果离开,他又要对擅离职守负责。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苏联人了解到他与汪精卫之间的交易,据此,他认为汪正在与苏联人勾结。
  接着便是“3·20事件”(“中山舰事件”)。
  蒋声称中山舰开到黄埔,“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以广东警备司令的名义宣布了戒严令。
  根据他的命令,25名共产党员被逮捕或受到严密监视,其中包括周恩来。1926年3月20日凌晨3点,在广东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面事件”后,为支持全面罢工而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武装纠察队,这一次也被缴械。军队进驻总工会和中山舰,苏联顾问被软禁。
  由于完全没有准备,蒋对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是毁灭性的。中共和俄国人都没有事先觉察。冯玉祥到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有人告诉他,在蒋早些时候访苏时,给人的印象是比俄国人所见到的其它中国人还要左,还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国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冯写到:“他们无法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承认在这次间接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对紧张局势感到厌倦。
  21日,蒋试图给他写信,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蒋在日记中写道:
  “我既不想对朋友虚情假意,又不能够向他倾吐肺腑,所以,很难下笔。”22日,由汪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会上他以使蒋感到奇怪的热情认可了蒋的行动。
  第二天,汪失踪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后来,汪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怀疑和厌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了。”5月份,胡汉民从俄国回来不久,汪精卫便去了法国,他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蒋向他道歉并请他回国,但汪深感伤害、羞辱、不可谅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里。
  这样一来,蒋成了国民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人物。在他的对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由于受到怀疑而飘泊海外,还有一个也将受到驱逐。
  蒋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蒋对俄国人和中共的打击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蒋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他写道:“孙先生认为,容纳共产党是我们的革命原则。我也认为,如果不容纳共产党,革命战线就不能统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认为“西山会议”是个错误。
  事件的发生表明,蒋自从访苏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反共者。
  但蒋自己在叙述这些事件的时候很谨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这样他就可以不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作出解释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要担任国民革命的领袖,而他的北方对手又依赖其他势力的活,那么,他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因而蒋当时还不能完全和共产党与俄国人闹翻。
  另外,右派领袖胡汉民即将从俄国回来,蒋从左派那里抓到了领导权,也不会把它交给右派。事实上,当胡汉民5月份从俄国回到广东时,就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他在广东呆了几天就到上海去了。
  蒋在采取镇压行动以后,又表示要改善“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东同蒋进行了多次会晤。5月15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他第一次主持了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通过了一项在党内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鲍罗廷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蒋极为老练地扩大了自己的战果,他甚至通过解散“孙文学会”来表示他的“让步”。然而,共产党却丧失了许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传部门的职务(允许他继续保留农讲所负责人的职务,在那里,他继续培训农民鼓动者,后来打败了蒋介石),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也被解除了重要职务。
  4月初,蒋向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关于北伐的详尽计划。6月5日,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军事部部长。
  7月1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动员令。9日,革命军举行誓师大会并批准了一项关于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内容是:“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已办好且北伐已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股反对浪潮。广东的总罢工失控了。工人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结果造成了警察官员的辞职。蒋采取行动,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商总会似乎不再愿意交纳用于资助北伐的税款,蒋使商人们相信,他们最大的利益将通过交款来实现。而这笔款总数是50万元。商人们最后交了款,罢工者们也认识到,他们对北伐所能做的贡献就是出4000苦力,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虽然,蒋不在前线,革命军还是旗开得胜,于1926年7月12日,一举占领长沙。蒋最后于7月27日离开广东,前去指挥他的军队。当他的新编军队加入战斗的时候,其总数已从8.5万人增加到大约10万人,广西和湖南的军队也加入了蒋的行列。
  根据苏联的建议,各级都派了政治委员,以便向每一个士兵宣传“三民主义”,无疑其中也夹杂着马列主义。
  这些士兵认识到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这使他们增添了战胜军阀军队的优势。如果他的军队情绪波动,他可以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任何临阵脱逃的军官,不论其级别如何,都会被立即枪决;如果一个军团的司令坚守阵地而战死沙场,而他周围的人退却的话,那么,该军团所有师长都要被处决。这条纪律同样也适用于下级部队。无疑,这种严厉的措施,鼓舞了革命斗志。
  然而,一开始就使蒋受到下级爱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开的场合,他也没有受到普遍的爱戴。他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按时发军饱,并且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好。其他部队对他的歧视很不满意,但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几乎不需要严厉苛刻的纪律。同时,部队的条件也从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这是一支彻底的用政治武装起来的部队,每个军团都有国民党机构和党员,而且都受过军事训练,对其他军官具有绝对的权威。财务帐目也向每一个人公开,以杜绝敲榨勒索和贪污现象。
  虽然军阀的部队与革命军在数量上占10比1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习惯当地水土,但是,他们不团结,举止粗野,并且容易叛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壮大。
  同吴佩孚的军队之间进行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是攻打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战役,由于武昌城墙坚固,而敌军又困兽犹斗,所以,直到10月7日才攻下来。11月8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军的数量增加到26.4万人。由于纪律严明,他们深受爱戴,并且美名远扬。他们和军阀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征用民房,强迫当地商人为军队负担2至3个月的费用,并擅自征用当地劳力,而北伐军则在庙字和公用建筑中宿营,交付生活费用,发给士兵军饷,并且不抓壮丁。
  9月16日,信奉基督教的总司令冯玉祥从蒙古和俄国回来,加入了讨伐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战斗。至1926年底,革命军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军于1927年2月17日占领了蒋家乡的省城浙江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24日攻占南京。至此,革命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并且控制了华南和华中的10个省份。
  然而,那年春天,战斗停了下来,间歇了约一年,而其原因在于政治。大唐中文扫校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纯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但是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糊不清。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象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腔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从俄国回来后改变想法这一事实几乎无人知晓。
  孙逸仙忽视了蒋的具有相反意见的赴俄考察报告,廖仲恺也未重视他的来信。这时,他还未决定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仍然亲近地同俄国人共事,特别是加伦将军。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阵线中的一员。
  军校的资金很缺乏。因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穷。
  当时,云南和广西的两支军阀部队占领着广东,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曾帮助孙打败了陈炯明。事实上,这两支军队的司令杨和刘对革命并无特别兴趣,只想饱肥私囊。
  与其它地方的大军阀和土匪一样,他们也非法强征税款,而且从富裕的地方商人那里敲榨勒索。孙的税收法和实施权力是有限的。杨和刘对黄埔军校持敌视态度,因为这所学校正在训练一批似乎要给这些军阀制造麻烦的军官,所以,他们继续为自己大肆进行掠夺。
  孙仍不能得到海关税的收入。北京政权拥有获得在付完庚子赔款后的海关剩余收入的权利,而这是被与此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们所承认的。1923年春天,孙博士曾要求允许他的政府获得广东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拒绝了孙的请求。
  同年11月,孙公开宣称他将通过武力夺取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们在英国的煽动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联合海军舰队开赴广东,孙博士义愤填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列强们不帮助他,他将转而求助于苏俄。
  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时,孙的希望上升了,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贺电给拉姆齐、麦克唐纳,但麦克唐纳没有承认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久,列宁去世的消息传到广东,国民党发出了一份电报。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热情谢电,不过,从心理角度上讲,这种气氛并不可能更有利于与莫斯科合作。
  广州的商人以特别的厌恶眼光来看待孙的“中央政府”,这不仅是由于孙的权力机构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于孙的政府正在和国内外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联合。商人们于1924年5月威胁说:如果向我们征税,我们就罢市。
  几星期后,使人不安的报告送到了孙那里:商人们正在武装一支9000人的私人军队以反抗孙的政府,一艘载有9000支来福枪的挪威船只不久将驶进广州港。这一新的挑战打断了孙的演讲计划,怎么办?他所信任的大部分军官正忙于他事,这使得孙转而起用蒋介石。
  接下来发生的这场危机颇有喜剧色彩。蒋毫不妥协地派他的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登上挪威船只,将来福枪转运到军校。
  商人们继而进行罢市,蒋则通过宣布实行戒严法来进行反击。
  此时,北京发生的混乱事件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孙的注意力,他准备开始发动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孙缺乏资金,而商人们却有很多钱。
  这时,背信弃义的杨(“友好的”云南军队的首领)夸下海口:如果将来福枪还给商人们,他将负责从他们那儿征收100万元(中国银元)的罚金。
  这不是那种蒋介石感兴趣的建议,蒋坚决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不要相信这些商人。
  这时英国驻广东总领事也插手了这件事,看来,如果激怒商人,英国皇家海军有可能炮击中国军队。
  孙怀着不安的心情于9月9日写信给蒋:“广东现在是死亡之地,英国可以用舰队炮火将我们的司令部化为灰烬,‘永丰’号军舰和黄埔军校在炮火下也同样不能幸免,”
  在东江,陈炯明发动了新的进攻,云南和广西的军队也是不顺从的和贪婪的。
  孙中山在给蒋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去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进行征罚性的讨伐。我们必须沿着我们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去战斗。用战场作为我们的训练学校,这将产生惊人的收获。我党同志决不应犹豫不前。”
  战斗——甚至用北伐的形式——这并非蒋的爱好。当孙将其指挥部和部分忠于他的军队调集到惠州并委托胡汉民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时,蒋静静地呆在黄埔进行对抗。
  孙要求蒋前往惠州增援,蒋则通过电报不停地质问孙为什么。10月9日,孙回电给蒋,命蒋离开黄埔前来惠州参加行动。
  “立即行动”,孙敦促蒋,“我决不再返回去依靠广州。请速决定,不要再犹豫了。”
  然而,蒋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蒋回答说:“我已决心保卫这个孤岛。直至牺牲,现在我正等你率领军队早日返回解救我们。”
  他提出将武器交给许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与此同时,商人们一直在讨价还价,并获得了一些成功。
  在杨的劝说下,孙同意把罚金减少一半,后来又降至20万元。
  在准确地估计了形势之后,他们说服胡汉民接受20万元,但不是罚金而是借款。
  接着,孙同意并命令蒋把武器交给商人,蒋痛苦和忧虑地执行了孙的命令。
  孙的电报,蒋的回电,孙的命令,蒋的执行,这些事都集中发生在10月9日这一天。第二天是双十节——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装将他们崭新的来福枪枪口对准了忠于政府的部队并开枪打死了数人,最后,孙断定蒋是正确的。
  10月13日,孙任命蒋为粤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惠州的增援来了,蒋率领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两天的巷战,商团的武装暴动被平息了。10月17日,罢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复。
  北伐的情况如何呢?可以说甚至连那些最热心的倡导者们也灰心丧气了,常言道:“天无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国却有两个政权,每个政权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获得国际承认的却不是广州政权。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不能对无法无天的军阀们强加任何超出礼仪形式的权威,这些督军或军事长官不断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依靠武力而生存。
  当时,中国北方的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三个主要人物支配着北方的权力斗争,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是东北军阀,他的头衔是“东北各省总司令”。冯那时是吴的部属,已成为西北军阀,他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吴是有学问的将军,是一名十足的军官,他那长长的脸上刻着一条伤痕,并长着一小撮胡子。张那冷酷的胖脸上突出地留着一撮胡子,日俄战争时他是一个土匪并受雇于日本人;后来作为一名中国正规军的军官,他升为东北某省的军事统帅。
  形象最生动的是冯。他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于世,后来许多人送给他一个更好的名字:“倒戈将军”。他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为北京周围各省有影响的头头,吴曾于1923年10月5日通过国会投票选举来安排共和国总统这一宝座。当时,513个国会议员中仅有33人投孙逸仙的票,480名投票赞成吴的议员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贿赂。
  吴试图压服孙博士,冯听从吴的指挥。而东北的张则主要担忧横贯他的地盘的中东铁路,俄国人正在全力打国民党这张牌,但俄国人也不和北京方面闹翻。1924年5月31日,双方达成协议,中东铁路由双方共同管理。当张表示反对时,俄国人告诉他,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将使用武力。这样,张于9月20日与他们签署了上一项单独协定。
  两天之前,永远乐观的孙中山博士在广州宣布北伐开始,但他的这次北伐努力为广州的商团叛乱所挫败。北方这时仍在混战,吴佩孚与冯玉祥组成了对付张作霖的联盟。
  10月中旬,冯王祥突然背叛了吴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掉转头来向北京进军。10月25日,冯王祥的部队占领了北京,吴佩孚被赶出北京。在冯玉祥的帮助下,张作霖又弄到了几个头衔。此外,冯玉祥还将自己的一个傀儡扶上了总统的宝座。
  为什么冯玉祥会背叛吴佩孚呢?詹姆斯·E·谢里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以历史学家的手法再现了冯玉祥的一生,他认为冯玉祥既不满意自己所得的报酬,也不满意自己在与吴佩孚的联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谢里登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钱来诱使冯玉祥背叛吴佩孚,因为北京的政局变化符合他们的利益。
  由于北方发生了这些变化,孙中山认为现在又有机会来实现他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了。这时,刚刚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了去北京的邀请。孙博士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呢?在孙中山接到邀请时,他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观点早已广为人知,而北方军阀根本就不接受这些观点。
  这些军阀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他们应该下台,接受制宪政府的领导。此外,北方的亲日势力十分强大。因此,等待孙中山的既有争吵,又有危险。
  于是,孙博士将他的追随者召集到广州开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想说服孙中山不要北上,但他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决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启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孙中山乘坐的船只经过黄埔,当晚他在黄埔军校过夜。他对蒋介石说:“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去那里进行斗争。看了黄埔军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务。
  这样,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
  孙中山就这件事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此事的评价不高,他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不加评论。
  孙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剧恶化,终于在天津卧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挣扎着离开了病床。他到达北京后又碰到了挫折,亲日派根本就没有象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拒绝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与列强交换了对那些条约的外交承认。
  由于伤心失望加上癌细胞已扩散到他身体的要害器官,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于经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称号既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大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志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
  汪精卫后来由于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担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职务,从此,他被冠以“汉奸”、“傀儡”之类的称呼。
  但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国民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6165.com,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国民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俄国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当时还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外国人得罪了中国人时,国民党总是能从中获益。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受益者,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列强同流合污。
  英国人把这两次发生的事称为“事件”,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渗案”,这牵涉到谁是受害者的问题。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五卅惨案”),英国军官指挥各国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很多人。鲍罗廷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说:“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
  第二件是“沙基惨案”(或者说“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广州英国租界旁边的法国炮舰向正在就“五卅惨案”举行示威的群众开炮,英国人则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很多入的伤亡。而大约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蒋介石刚刚从云南和广西军阀手中夺回了广州,粉碎了这两个地方的军阀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逝世而夺权的计划。
  当时的广州明显地笼罩着一种对外国人既恨又怕的气氛,其中又混杂着一些胜利的喜悦情绪,因为这时国民党正要进行重新改组,它所控制的地盘也有所扩大。国民党的大元帅府也改称为“同民政府”,这样听起来就显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军队现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国民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四千万银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国民党右派所接受。
  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国民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清王朝被推翻后,谋杀和背叛在中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被人暗杀,毫无疑问,暗杀是右派分子策划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杀的策划者之一,此事令胡汉民十分难堪。
  鲍罗廷认为胡汉民与此事也有牵连,由于胡毅生已经逃跑,因此,鲍罗廷要求惩罚胡汉民,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相信这一指控。蒋介石还将胡汉民藏在自己的家里。不久后,胡汉民被有意派到苏联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惩罚。由于此事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觉得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涌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象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将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这时,另一个叫“孙文学会”的右派组织也开始在广州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尽管有这些分裂活动存在,蒋介石此时仍觉得可以积极筹划北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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