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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森:从先锋走向正典

时间:2019-11-10 09:50来源:现代文学
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十六名演员饰演七十余个角色,以全方言的演出形式,跨越七十载的时光,只为一个“说得着”的人,他们寻遍中原大地,求索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上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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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十六名演员饰演七十余个角色,以全方言的演出形式,跨越七十载的时光,只为一个“说得着”的人,他们寻遍中原大地,求索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上周末,依据刘震云原著小说,由牟森改编、导演的同名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完成了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演,也成为了今年上半年最受关注的一部戏剧作品。

牟森近照

北京三场演出,刘震云每场都在,连看三遍,最后流泪感慨道:“动人心魄,肺腑之言的力量。戏剧的力量。牟森的力量。”而阔别戏剧界将近20年后归来的牟森,在庆功宴上也忍不住落泪,“刀掖回去。泪流出来。难忘的一段羁绊。”

牟森在《一句顶一万句》剧组 朱朝晖摄

北京首演结束后,这部作品将从5月展开全国巡演,并于7月7日至8日来到上海大剧院演出。

1993年的牟森肖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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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档案》剧照。 李晏摄

《一句顶一万句》彩排剧照。 塔苏 摄

《一句顶一万句》剧照李晏摄

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译有20多种语言。

4月20日晚,《一句顶一万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那些前来寻觅“真正的先锋戏剧”的观众悻悻离去,搞不懂为什么牟森会做出如此主流的一部作品来。

文学批评家张清华评价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一曲生存的悲歌,一部命运的戏剧,一曲婉转凄凉的民间咏叹调,一部题旨与叙事完全统一的‘炫技’之书,一部充溢着生命的大悲凉和生存的真荒诞的小说。”

1989年《犀牛》为中国实验戏剧迈出了第一步;1993年《彼岸》被称为中国当代戏剧转型的代表作品;1994年《零档案》在世界巡演近百场……于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代先锋传奇”,期待他把“真正的先锋作品”带回戏剧舞台,却不知他会说:“我的创作从不以先锋、实验为出发点。我在文学和审美上不喜欢边缘的东西。”

刘震云的故乡是河南新乡。《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中原人,也是中原。故事起自河南,结于河南,每个人物、一草一木都是属于河南的。

1990年纪录片《流浪北京》,1993年纪录片《彼岸》,1996年油画《干杯西藏》……那些激情燃烧岁月里留下的档案中,满是他青春激越的身影、诗意澎湃的文字。于是至今仍有人把他当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当作“最后的梦想者”,却不知他会说:“情怀不是一个好词。《流浪北京》就是一部伪纪录片。” 他日三省己身,为的就是要退去“文人气”。

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由牟森亲笔改编并执导,以曹青娥的多舛命途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

关于牟森,有太多的标签有待撕毁,太多的传言有待击破。这是我与牟森相处三个月后,最深的一个感触。

在牟森看来,他所要面对的原著是一本“大书”,他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超级的中国社会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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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中原人,出延津和回延津,日常生活和前世今生,安身和立命。一路奔突和一世寻找,无数次杀心起,无数次杀心落。杀心起落时,他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他们随遇。他们而安。他们是百姓,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谈及改编创作时,牟森则表示要尽可能在舞台之上呈现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有的容量和品质。

行万里路,寻找命运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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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牟森,很多戏剧观众都有一问:这二十年来牟森到底去干嘛了?

牟森

“干的事儿太多了,半辈子没有上过班,就是随着各种机缘去做事。”离开戏剧舞台以后,牟森是以还债来拉开自由职业生涯帷幕的。1998年的酷暑盛夏,牟森在广州开着一辆白色吉普,倒车时没留意到后面有一个女人,把她给轧伤了,陆续赔偿了近20万,这在当年来说真可谓是一笔巨款。接下来,牟森去拍宣传片、纪录片、电视综艺与新闻等,赚钱还债,但仍是出手不凡。“我可以说是《东方时空》最早的编导之一,我拍的《生活空间》还得过奖;做《梦想剧场》的总导演期间,我在央视专家公寓住了好几个月,最后为节目组留下了一套严格的程序。”

《一句顶一万句》之所以如此广受关注,除了因为刘震云这部小说的文学地位,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作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先驱的牟森“归来”。

牟森转行转得得心应手,完全说不上是因债务缠身才无奈“下海”的。“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选择,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1998年底,牟森去为上海通用拍企业宣传片时赶上飞机延误,便在机场书店买了两大本商务书,里面讲得都是哈佛MBA经典案例,“非常喜欢,我一下子就看入迷了。这一定是命运的礼物。”收获了这个礼物后,牟森随着互联网热潮当过某网站的CEO,后来还为纪录片《海鲜》和电影《死亡的诗意》做了制片主任。“做制片我是按照好莱坞的流程来做的,所以我是不排斥这些工作的,我自认为是一个思路很清晰的制片。”

牟森和刘震云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他管刘震云叫哥,刘震云则管他叫“中国先锋话剧的祖宗”。

到了2005年,牟森去山西大同游玩,在应县木塔附近再次出了车祸,连车带人翻进了山沟里。大概两年以后,当牟森听说应县要拍摄一部关于应县木塔的电视剧,便极有兴趣,“这是我大难不死的地方。”“关于这座塔,历史上只留下一句话:‘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这牵扯到五代和辽宋之间的历史。”牟森主动接下了剧本创作的任务,重返应县做调查,但等他做完故事以后,这部电视剧却因故流产。即便如此,牟森也一点也不后悔来做这件事,“通过这个机缘,历史给我开了一扇后门,让我进入了五代十国,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这是特别难忘的,我亦称之为礼物。”

作为中国最早做实验戏剧的创作者,牟森是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最受海内外瞩目的戏剧导演,一度是欧洲主流戏剧节的常客。

“后来我又有一个缘分去拍哈尔滨犹太人的纪录片,我不仅把哈尔滨拍了一个遍,还去了德国、美国、奥地利,采访了100多名哈尔滨犹太人。这回历史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后门,让我进入了满洲的历史。”在牟森看来,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这些年,他游历,阅读,随缘收取命运赐予的礼物,欣然自足。

1986年,牟森创立了“蛙实验剧团”,是当代中国诞生的首个民间戏剧团体;1987年,他排演了尤涅斯库的《犀牛》,为中国实验戏剧迈出了第一步;1989年,他在《大神布朗》的节目单上留下一篇名为《蛙实验剧团致观众》的文字,被后来人看作是实验戏剧先驱者的宣言之一。

前些时日,牟森为《一句顶一万句》接受了不少戏剧媒体的采访,其中有一篇专访,编辑根据采写内容提炼了一条标题:“牟森:我对戏剧圈没有留恋。”记者怕此说法不妥,去征求牟森的意见,牟森欣然应允,过后还把报纸版面发到了朋友圈,配的文字是:“今日标题,俺喜欢。”好一句“俺喜欢”,或许对于如今的牟森来说,大地是为布景,历史是为剧本,而“先锋戏剧”于他,不过是方寸舞台,前尘往事耳。

1993年的《彼岸》,1994年的《零档案》《与艾滋有关》,1995年的《红鲱鱼》,牟森为中国当代戏剧史留下了众多现象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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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零档案》作为布鲁塞尔艺术节委约作品首演于比利时,1995年在法国演出完毕又至美国洛杉矶UCLA演出,后因众多国际艺术节的邀约纷至沓来,《零档案》在海外接连演出了近百场,为中国当代戏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趣在宏大叙事,旨在回归正典

1994年5月17日,让·皮尔·狄柏达(Jean Pierre Thibaudat)在法国《解放报》上这样写道:“面对如此残酷、赤裸裸地表现生命的场景,你颤抖着,受到极大的震撼,它象征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剧团的崛起,加入了戏剧的历史。”

“我不是一个边缘人,我在文学和审美上不喜欢边缘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仅有百余页,我已读了三十年。《一句顶一万句》的类型界定,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悲剧。”早在《一句顶一万句》公演前,牟森就这样表白过自己的心迹了。

1990年代末,牟森在他戏剧创作的巅峰时期悄然隐退,至今已是20载。期间,他做过电视节目编导,拍过纪录片,也干过企业宣传片,甚至做过制片主任。

“现在的年轻人还读《荷马史诗》吗?”牟森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中略带失望之意。“‘正典叙事’在中国缺位太久了,应该清算8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回归正典。”这话真不像一个先锋导演的言论,但其实,只要对牟森近年来的创作与教学工作略有了解,就不会对此番话语感到意外。

从2010年至2016年,他每三年都会在上海做一部大型艺术空间的作品,包括《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上海奥德赛》,以及《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而自己都以总叙事的身份出现。

自2014年起,牟森结束了“百行百业”的状态,进到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做媒介展演系的系主任。牟森把自己所主讲的课程命名为“叙事工程”,下设三个方向:编年史、存在志和启示录。他会为每个方向的课程匹配一部杰作为案例,通过案例,梳理源流,拎取概念,专攻超长度和超规模的叙事任务。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便是启示录的课程案例,牟森曾为这部巨著写过很多篇札记,从小说到音乐剧再到所有版本的电影,他全都分析过。“如果用一个字来说《悲惨世界》的主题,那就是约,守约的约。冉·阿让对芳汀有一个约,守它;沙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约,守它。这是多么牛的一件事儿!”

自2014年起,牟森结束了“百行百业”的状态,来到了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做媒介展演系的系主任。牟森把自己所主讲的课程命名为“叙事工程”。

除了在教学岗位上传道,牟森也曾三次以大型空间项目来展示自己新的艺术趣味与追求。早在2010年,牟森在为上海世博会做深圳案例馆《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时,就曾提出要以史诗感、歌剧感、文献性和里程碑性为演出样式的追求;到了2013年,他第一次面对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主场馆时,心中便升腾起一种宏大的构想,“一种工业遗迹的巨大力量扑面,直击胸怀。我脑子里瞬间出现了‘圣经’‘创世纪’和‘荷马史诗’等意味。”后来便有了《上海奥德赛》这部作品。2016年,他又为上海双年展做终端站作品《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这一次他直接将三部曲分别命名为“时间尽头”“黑暗深处”“无限视角”。从2010年至2016年,每三年一部作品,牟森的“野心”越来越大,构想也越来越雄伟辽阔。

而20年后,此次牟森重返戏剧界,改编《一句顶一万句》并将其搬上舞台,是出于对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极度珍爱。

于是,到了2018年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里,牟森所追求的只可能是一部宏大而深情的史诗,他早已无意续写先锋传奇,他要做的是让古希腊的诗学传统重现于当代舞台。

早在《一句顶一万句》于《人民文学》上刊发时,牟森便紧追着连载读完了这部作品,当即写下了八个字,“地老天荒,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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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历了将近2年的筹划,70天的排演创作,《一句顶一万句》终于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而在北京演出间隙,牟森也再一次和记者谈起了这一次创作前后的感悟。

痴人说梦,梦竟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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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只要回到戏剧界,“先锋戏剧导演”便是牟森身上撕不掉的标签,甚至有人称其为“先锋戏剧的鼻祖”,更由于他上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品多在海外演出,国内鲜能得见,许多人都对牟森格外好奇,等着通过《一句顶一万句》来变成“看过牟森戏剧的人”。于是,曲终戏散之际,那些来寻觅“真正的先锋戏剧”的观众悻悻离去,留下一句“唉,太主流了”的抱怨。

《一句顶一万句》彩排剧照。 李晏 摄

对此,牟森并不打算解释什么,“当一部戏上演,导演的工作就结束了,剩下的唯有任人评说,我不会去做任何回应。”但提起曾经的戏剧情缘,牟森总是有很多感谢要说,要向一些具体的人致谢,也要向神秘的命运链条去致谢。

记者:您觉得这部小说当时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1986年,在牟森即将离开校园前往西藏话剧团之际,复旦大学的高晓岩和张力奋为做一部大学生口述实录作品而采访牟森,在谈及梦想的时候,牟森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小剧团,到全世界去巡回演出。“在1986年的中国,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这样的梦想纯属痴人说梦。但是,不过八年之后,我真的带着自己的小戏班,开始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了。”

牟森:这部小说2009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分两期连载,我基本上都是一口气第一时间读完的。当时因为是博客时代,我就在博客上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我对这个小说的评价是,它是一个超级中国社会史诗。

牟森毕业后远赴西藏,次年回到北京,聚集起一波志同道合者创建蛙实验剧团,排演了尤内斯库的荒诞派名作《犀牛》,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当代中国首个独立民间戏剧团体的诞生,与中国实验戏剧迈出的第一步。自此牟森迈入了幸运的命运链条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总是一环扣着一环:1987年《犀牛》进入中戏演出;1988年与瑞士文化中心合作《士兵的故事》;1989年美国大使馆文化处资助其排演《大神布朗》;1991年应邀赴美学习访问;重返北京后,又受到北京电影学院钱学格老师的赏识,在北电用近半年的时间去做“演员方法实验训练班”,排出了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戏剧转型之作的《彼岸》,一代人的偶像崔健还专门为此戏写下了《彼岸》这首歌。“那真是虚荣心的巨大满足。”牟森回忆起崔健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时,他笑着说道。《彼岸》不仅为他带来了“虚荣心”的满足,还直接促成了他痴人说梦般的梦想的实现。

英国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情感结构,是指19世纪英国以狄更斯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在长时间段内社会的情感结构。

当牟森在《彼岸》的排练场里挥汗如雨时,来自比利时的弗雷伊·雷森正在满北京城的看戏,寻找可以入选第一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的剧目,她看了很多戏都不满意,最终,她没有选中《彼岸》这个戏,但却选中了牟森这个人。弗雷伊·雷森决定委托牟森创作一部只有三位演员的新戏,并把首演放到她的艺术节上去。

我觉得震云的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感受。它写的是河南的事情,但我读起来,虽然我不是河南人,但和我父母辈身上发生的事情类似,我觉得感同身受。

1994年5月8日,《零档案》作为首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唯一的委约作品在104剧场首演了。这是牟森作为戏剧导演在国际上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易立明作为舞美设计的第一个独立作品,年轻的他们一鸣惊人,为中国当代戏剧赢得了荣誉。在1994年的布鲁塞尔艺术节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6部作品,然而德国的《今日戏剧》是这样报道的:“最让人感兴趣的发现是来自中国的戏剧《零档案》,演出者是‘戏剧车间’剧团。”法国的《解放报》则称:“它象征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剧团的崛起,加入了戏剧的历史。”《零档案》得到了比利时与法国戏剧界的盛赞后,世界各地艺术节的邀约很快便纷至沓来,于是牟森的小剧团带着《零档案》在海外演出了近百场,几乎走遍了欧洲所有重要的艺术节。痴人说梦,梦竟成真,“这是我生命中最神秘的部分。”

记者:怎么去理解小说中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伤害?

《零档案》以后,牟森狂飙突进,应邀做出了一系列作品,可是除了《与艾滋有关》和《红鲱鱼》这两部戏以外,他都颇不满意。“年轻的时候不懂人生的加减法,差不多两年排五部戏,作品不是产品,无法超越自己是最难受的。”于是在1997年,牟森决绝地停掉了国内外的一切戏剧活动,就此掉转了人生的航向。

牟森:小说中有一个人物特别重要,叫老詹。他代表了传教的牧师。在西方有人神社会,我们是人人社会。所以当伤害发生的时候,有神在当中做调整。

在21世纪的前几个年头,他曾以“顾问”的身份两次回到剧场,还赴广州接过一个主旋律作品的排演,但终究还是淡出了戏剧界。“做戏剧只是一个机缘,停止也是很正常的。” 一念间,30年,牟森在戏剧界留下了一地的疑问与争议,而他自己,倒是风轻云淡地走开了。

当年出版商把这本小说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这个还不是孤独,因为中国和拉丁美洲还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寂寞,寂寞比孤独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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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云这部小说对我而言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是,在我心目中,华语文学最大的创作企图跟最后完美实施相匹配的作品在我心目中只有两部:一部是《鹿鼎记》;另一部就是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只是从企图性和完成度角度来看。

与戏剧相比,远方更重要

记者:从戏剧结构上讲,小说舞台化有没有面临什么挑战?

牟森生于1963年的辽宁营口,忆起童年,他自称是一个没有心理阴影的幸运儿:既没因为富农家庭的出身受过歧视,也未曾挨饿受冻,没赶上下乡,还未曾耽误备战高考。但幸运儿也有着自己的少年烦恼,“地方太小,日子太长,我从小就有想去远方的冲动。”

牟森:有。对结构上的挑战其实是不大的,因为震云以结构见长,小说的结构非常清晰,像音乐一样对称。我一直说它像机械表一样咬得非常紧,然后语言也特别好。

在尚无能力远行时,牟森便以阅读来消磨寂寞。牟森的父亲是师范中专的文科教师,喜欢买书;母亲是图书馆的资料员,喜欢订阅杂志。于是,那些《少年文艺》《儿童时代》、苏联文学、缺失了封面与部分章节的《红楼梦》《水浒传》等,陪伴牟森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然而这期间最令牟森难以忘怀的,并不是哪一本文学图书,而是邻居家里那些留存下来的《大众电影》,“二十二大影星”的面孔、发式,让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牟森心中怦然一颤,“世界上竟还有这种东西,简直美好到爆。”

主要的挑战是容量上的。因为演出有时间规定,我又有自己的企图性,想尽可能容纳一个长篇小说的容量和品质。剧本前后一共做了7稿。这里面,我自己一个大结构上的调整,是我把曹金国单独拎出来了。我借了很多西方正典的叙事模式来参照。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牟森:从先锋走向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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