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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传: 第三十四章 血腥镇压

时间:2019-11-17 08:12来源:现代文学
1944年6月29日晚上,隆美尔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伯格霍夫。第二天下午回到了司令部。他知道,由于他直抒己见,元首已经不会再信任他了。他已经做好了希特勒派人来接替他现在职务的最

  1944年6月29日晚上,隆美尔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伯格霍夫。第二天下午回到了司令部。他知道,由于他直抒己见,元首已经不会再信任他了。他已经做好了希特勒派人来接替他现在职务的最坏打算。

  密谋政变失败,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欲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大肆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订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情况却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在其后几天里,并没有任何人来接替他职务。这使他又暗自庆幸起来。相反,没过多久,伦斯德却因同意放弃卡昂而使希特勒大发其火,被迫辞去了西线总司令。隆美尔私下甚至以为将会接替他的职务。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这些来自希特勒的指示,都由卑鄙恶毒的纳粹狂人、"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行了。

  不久,希特勒新的任命又让隆美尔怏怏不快起来。元首让克鲁格陆军元帅接替了伦斯德的职务。克鲁格比隆美尔大9岁,晋升元帅也比他早。克鲁格是苏联战场上的一员老将,以远见卓识和英勇顽强而深得希特勒的欣赏。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月7日、8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斯将军,还有一些同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德·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作为一个警告,杀一儆百,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旧外衣和旧衬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上衣没有领子,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用手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个陆军元帅,看上去像个精神颓丧的、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当隆美尔见到他时,克鲁格脸上还洋溢着前一周在伯格霍夫作为元首座上客时的那种信心十足的表情。他的这种表情和他那双锃亮的皮靴,立刻使隆美尔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克鲁格见到隆美尔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习惯于像其他人那样服从命令。”接着,他摆出一副审讯的架势,要求看一看隆美尔宣称的他手下将军们提出的悲观报告。

   法赖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亻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他的态度立即引发了隆美尔的怒火:“我想你似乎忘记了你是在和一位陆军元帅说话。”“我完全知道,”克鲁格早有准备,他反驳道:“直到今天,你一直是在自行其是,独断专行,无视你的顶头上司而越级向元首报告你自己的想法,以后我不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法赖斯勒的不停侮辱面前,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轻的彼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鄙视。

  克鲁格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差点让隆美尔气得窒息过去,“我的职责规定得很清楚,我有权要求西线总司令按照我的意愿调集一切必要的军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想在你来之前,元首一定已经向你交代过了这些事项,如果没有,我想英国人或美国人不久便会教会你的。”说完以后,隆美尔便扬长而去。

   法赖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加入纳粹党?"

  7月11日,美军向守卫在圣洛交叉路口的德国伞兵发起了进攻,这使圣洛城陷入危境。当天晚上,克鲁格来到隆美尔的司令部,他刚来时的那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派头此刻早已荡然无存了,一副凄惨内疚的神情代替了一个星期前他从希特勒那儿带来的那种盲目自信感。显而易见,他已经失去了信心。

   约克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隆美尔指出盟军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圣洛防线时,他脸上立刻浮现出惊恐的表情,他随即请求隆美尔写一份关于德军前景的预测报告。“我想让元首知道这里的确无法再坚守下去了,”他讨好地对隆美尔说道。

   当法赖斯勒怔了一下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作解释。"庭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不能同意……"

  第二天,隆美尔亲自赶赴圣洛去指挥那里的阻击战,但那里的情况让他大为失望。他看到的只是盟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不停地对防守阵地的德军狂轰滥炸,那些浑身血淋淋的士兵们躲在堑壕里作着绝望的抵抗。

   "废话!"法赖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希特勒已经下令,"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再也不能做这样无谓的牺牲了,”隆美尔回来后立即给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最后通牒,“虽然我军各处都在英勇抵抗,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在我看来,采取政治措施已迫在眉睫。作为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我觉得有责任讲清这一点。”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的博士,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在随后的几天,他一边视察防线,一边争取前线指挥官们对他想法的支持。

   8月8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8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屋里天花板上挂着8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惨象。

  7月15日,他在和西线装甲集群司令埃伯巴赫将军密谈时指出:“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打下去了,我们必须实现停战,为了全体德国人的利益,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1945年2月3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幸存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国军队在提罗耳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16日,隆美尔在视察第17航空师时,对老部下瓦宁袒露了自己的计划,“克鲁格元帅和我已经给元首送去了最后通牒,敦促他作出在西线停战的决定。”“那么要是元首表示反对呢?”瓦宁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在7月20日事件发生之前三天,准备在新政权中担任总理的戈台勒由于得到警告,说秘密警察已经对他发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来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东普鲁士之间,流浪了3个星期,很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夜。那时希特勒已悬赏100万马克通缉他,但总还有朋友或亲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8月12日早晨,他在东普鲁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几天之后,已经精疲力尽,饥肠辘辘,最后在马里安瓦尔德附近一个树林里被捕了。

  “如果那样,我们就敞开西线,让英国人和美国人长驱直入,一定要让他们赶在苏联人之前进入柏林,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隆美尔最后强调说。

   "人民法庭"在1944年9月8日把他判处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2月2日才被处死。希姆莱所以迟迟没有绞死他,显然是因为考虑到,通过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国建立的联系,他可能会对自己有帮助,如果希姆莱要来收拾国家残局的话。这个前景那时已开始在这个杀人成性的党卫队头子的心里滋长。

  就在隆美尔逐步实施他的伟大计划的同时,死神正在向他慢慢走来。只可惜,他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

   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和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原定在新的反纳粹政府中接管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分别在11月10日和9月8日被处死。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在8月10日死于绞刑架下。

  隆美尔这种“舍西保东”的想法不但被希特勒认为是丧地辱国的做法,而且也没有得到盟军的认可。由于苏联对英美企图和德国单独媾和表示出异常强硬的态度,所以英美被迫放弃了和德军西线指挥官们达成任何协议的计划,再次重申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英美的这一声明使隆美尔的计划彻底破产。他已成为盟军在西线的心腹之患,盟军开始考虑尽快铲除隆美尔,扫清他们向前推进的主要障碍。

   死者的名单是很长的。有一个材料说,共处死了4980人。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7000人被捕。据说大部分人被绞死。

  7月20日,英军特种空军司令部的麦克利奥准将发布了命令:“击毙陆军元帅隆美尔和他参谋部里的高级官员,或将他们绑架到英国。”但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一场意外的事故却使隆美尔逃脱了盟军的刺杀。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7月20日晚上见风使舵地反戈一击,还是没有逃脱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国内驻防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于1945年2月间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决死刑。也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在7月20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1945年3月19日由行刑队枪毙。

  7月17日,隆美尔在接见了党卫军第1装甲师作战处处长狄特里希后,便坐上他的专车赶回司令部。就在他们即将开上第179号公路时,隆美尔发现2架盟军轰炸机向他们飞来。他立即命令驾驶员把车子开向旁边的灌木丛,还没等车子转过弯来,飞机上的机关炮便向他们扫射了。一发炮弹离车子不到1米的地方爆炸了,强大的气浪把车子掀了过去,栽进了旁边的沟里。司机当场毙命,隆美尔头部被石头碰了一下,晕了过去。飞行员看到车子已摔进沟里,便没有继续开火,掉头飞走了。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是并没有直接参加7月20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害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捕了。但是,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上校说,1945年4月9日,他看见卡纳里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刑架上。

  隆美尔被随后赶到的参谋们从沟中救出,送进了附近的贝尔内空军医院。当地的法国医生用碎布条缠住了他凹陷流血的头部,随后又给他注射了两瓶樟脑油。虽然这种急救方法比较简陋,但是它最终还是挽救了隆美尔的性命。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伦道夫诀别时说了如下一些话:

  随后几天,隆美尔心情烦躁地躺在病床上。他为失去了西线作战的指挥权而异常懊恼。但他却不知道,正是这次事故,使他幸运地逃避了盟军对他的刺杀。他更不知道,一场天降横祸正在等待着他。

   "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个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为和失责进行申辩。我认为,我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

  7月20日中午时分,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里,希特勒正在听陆军副总参谋长豪辛格将军汇报战况。

   那天早晨,特莱斯科夫乘车到第二十八步兵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豪辛格沮丧地向希特勒报告苏联战场的情况:“如果我们在贝帕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将会降临。”他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一颗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了。霎时间,残断的肢体四处飞溅,烟雾立即弥漫了整个地下室。

   5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这是德国反希特勒分子们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他们让施道芬堡携带这颗炸弹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炸弹在施道芬堡离开后被豪辛格的助手勃兰特上校嫌碍事而稍稍移动了位置,放到了离希特勒较远的桌子下面,这样,厚实的橡木桌子仅使希特勒受了一点轻伤。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一切都要看新任西线总司令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特莱斯科夫在苏联战线时,曾对他做了两年的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冷忽热,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政变。

  下午,德国广播电台中断正常节目,播送了这一消息,“除了轻度烧伤和撞伤外,元首安然无恙。”午夜过后,希特勒亲自发表广播演说,他的声音由于狂怒显得有些颤抖。“谋划这次行动的叛徒们将要受到惩处,”他最后歇斯底里地狂叫。

   7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基扬的B集团军总部,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 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集进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心和政变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支持政变,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以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名义签署的第一号通令,给克鲁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隆美尔在病床上收听了下午和晚上的广播,听完后他便高声嚷道:“这帮疯狂的家伙,他们怎能谋杀元首?一个士兵在战场就可以杀死他,可那又有什么好处!”

   当他获悉政变失败后还很惋惜地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接触,要求停战。这时,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藏起来。"

  隆美尔虽然一直希望元首能采纳他的停战建议,但他仍然忠于他的元首。“是谁想要谋害元首,真难以置信!”他气愤地询问前来探望他的卢格,“没有元首,我们国家将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但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拒绝选择这样的出路。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伯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施图尔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凡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施图尔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法赖斯勒庭长的辱骂。8月30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可是隆美尔此刻并没有想到,这一次没有成功的爆炸声却宣判了他的死刑。

   冯·克鲁格元帅最后虽拒绝参加起义,这一决定性的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派达尔在评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元帅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把信念付诸实践的人。"8月17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任西线总司令。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7月20日的政变有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毒自杀。这位元帅就这样悲怯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7月23日清晨,一辆改装过的大轿车把隆美尔从贝尔内医院转送到了巴黎郊外的勒瓦西内医院。他到达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希特勒拍发了一份慰问电,“我的元首,请接受我的真诚祝愿,愿您能早日康复。”

   接着就轮到德国军队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在医院里,隆美尔是一个闲不住的病人。他经常从病床上爬起来,四处活动,想尽早恢复伤势,重返西线去指挥他的部队。医生为了制止他,不得不从病理室取来一块人造头骨,当着他的面用锤子敲碎,警告他说:“如果您再这样下去,您的头骨也会和它一样四分五裂。”

   当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他 喃喃地而无意识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隆美尔曾参与7月20日阴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后十分震惊,他因此作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在德国军队中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必须死去。

  医生的这种做法的确有效,在以后的日子里,隆美尔变得规矩多了。

   隆美尔当时住在伯奈的野战医院里。7月17日下午,在诺曼底前线,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 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歇尔曼,在8月8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根去看望他。第二天,9月7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不祥的下场等待着他。

  在给希特勒寄去那份肉麻的电报后,隆美尔一直焦急地等待元首的回音。他对副官反复表示,自己迫切需要见到元首,要和元首讨论一下德国的未来。“我认为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在西线和英美媾和,这样我们便可以把兵力集中到东线去。”到现在为止,他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这种看法。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7月20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隆美尔却并不知道,他已经受到了“七二○”事件的牵连,盖世太保正在搜寻他参加谋反的证据。隆美尔甚至还在考虑由于这次受伤,他应得到第六条“光荣负伤”缓带和伤员金质奖章。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15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一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8月8日,汽车把已恢复得差不多的隆美尔送回国内。他又重新回到了露西的身边。露西和仆人卢斯托看到他头部的伤痕,流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他强颜欢笑道:“感谢上帝,我的头还没有像费尔医生所说的那样四分五裂。”

   于是在1944年10月14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卫队用五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位将军是威廉·布格道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个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随后几天,隆美尔一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任何指示。他经常自我安慰地对露西说道:“元首一定非常担心我的伤势,所以不愿意让我过早地重返战场。”

   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三人到隆美尔的书房去。

  后来,在隆美尔家中接连发生的几件怪事让隆美尔开始认识到了他的处境。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到,"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

  一天晚上,他的仆人似乎听见有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当开门时,却只看到一个人影晃了一下,便消失在黑暗中。随后,隆美尔和家人们经常发现夜晚在花园里,总有人影闪动;当他们外出散步或是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去采蘑菇时,都发现有可疑的人一直在跟踪他们。毫无疑问,他已经被盯梢了。

   "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3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准备停当了。在15分钟内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隆美尔对受到这种待遇非常生气。他开始随身携带起手枪来。“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如果我发现了他们,我就把他们干掉。”他气愤地对露西嚷道,但是他却一次也没有抓到过盯他梢的人。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对于盖世太保的这种做法,隆美尔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他已经被软禁了。他已经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夹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一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15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的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布格道夫禁止解剖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已经安排好了!"

  9月1日,隆美尔得知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被免去了职务。第二天,斯派达尔被盖世太保以阴谋暗杀元首罪逮捕。第三天,他自己也接到了元首解除他职务的命令。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斯派达尔的被捕使隆美尔惶惶不可终日。他担心斯派达尔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会胡编乱造一些谎言,把他也牵扯进这一事件。

   西线新任总司令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月17日受伤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为了赶在盖世太保对斯派达尔严刑逼供之前就设法救出他,免得他胡言乱语,隆美尔匆匆忙忙给希特勒写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并给隆美尔夫人发了唁电。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巫制斓穆∶蓝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我的元首,斯派达尔在出任我的参谋长之前,您曾亲自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并且晋升他为中将。他到我手下后,工作非常勤恳,忠心耿耿地帮助我尽快完成了“大西洋壁垒”的防御部署。在诺曼底战役打响以后,他在盟军强大的海空火力优势下,仍不畏艰险,努力工作,一心想夺取胜利。直到我负伤为止,他都在尽心尽职地为帝国工作着。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免职并被逮捕,我想这一定是一场误会。

   迄今为止,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三个显赫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政变里,一个被绞死,两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还有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军官团的成员,在严重时刻,胆小怕事,鼠目寸光。他们为了保持个人所谓的"荣誉",贪生怕死,不能团结一致。在那个奥地利流氓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在寄出这封信后,隆美尔便心情恐慌地等待着元首的判决。“要么元首相信我,要么……”他没有再对露西说下去,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到了1944年夏天,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的团体。对于希特勒不会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会再有了,完全同流合污了。他们把盲目服从尘世间的统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并且鼓励奴颜婢膝。苏联红军的反攻和诺曼底前线的炮声,并没有使一些政治上麻木不仁的德国军官们猛醒,他们继续为希特勒殉葬、卖命。

  1944年10月7日,隆美尔终于等来了元首的判决。早晨,凯特尔元帅来了电话。他冷冰冰地通知隆美尔:“元首要你马上来柏林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们会派一辆专列来接你的。”

   与此相反的是,德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与法西斯强盗进行着英勇卓绝的斗争。他们认识到只有消灭希特勒及其匪帮,才能获得和平及德国民族的生存。消灭希特勒匪帮是反法西斯战士给自己提出的神圣任务。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法西斯国家司法部大大缩小了的官方数字,1942年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是3393人,1943年是5684人,1944年增加到5764人。在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约2万名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与军官。

  隆美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放下电话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惊慌失措的露西说道:“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一到柏林,他们便会立即逮捕我,到时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很多工厂与地区建立了新的反法西斯抵抗小组,这些小组具有人民阵线的性质,他们为反对法西斯战争而英勇地进行战斗。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员罗伯特·乌里希领导的抵抗小组。他们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一个名为《内部阵线》的刊物,致力于争取成百万的外籍强制劳动者参加反对纳粹政权的共同斗争。这个小组有自己的电台,定期向西方和东方递送消息,鼓舞人民斗争。后来这个组织的100多个成员被盖世太保德文Gestapo的音译,法西斯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称。1933年成立,最初头子是戈林。1936年与党卫军合并,成为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之一部分,由希姆莱领导。它是法西斯纳粹党进行残暴统治的工具。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它为犯罪组织。逮捕,大部分惨遭杀害。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希特勒传: 第三十四章 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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