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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弥足珍贵

时间:2019-11-17 08:12来源:现代文学
6165.com,董桥 法国鸿儒罗兰·巴尔特谈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说他不作兴在旅馆客房里写文章,原因不关气氛,不关装潢,但嫌它格局铺设不得其体,并戏言云:“人家称我是结构主义

6165.com,董桥
  法国鸿儒罗兰·巴尔特谈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说他不作兴在旅馆客房里写文章,原因不关气氛,不关装潢,但嫌它格局铺设不得其体,并戏言云:“人家称我是结构主义者,信口雌黄!”他惯常上午九点半钟到一点钟在卧房伏案工作;卧房里还有一台钢琴供他天天中午两点半弹奏。再有就是一堆画具,星期天没事总会画几笔。书桌要木头做的;书桌边还要另设一张桌子摆放文房杂物;打字机、索引架各得其所。巴尔特爱笔成痴,喜欢买各种笔,写一篇文章总爱新笔旧笔换来换去地写。他连鹅毛笔都用,可是绝对不用圆珠笔,说是这种笔只配偶尔记记零星杂感,勾画不出惬意飞动的文思。他始终最爱用细致的自来水笔,觉得一管在握,锋棱崭然,毫发无憾,意到笔到!写作原是家庭手工业,今昔中外作坊环境流露作家生平趣尚不说,纸笔之类的生产工具作家大半都相当考究。明代屠隆官拜礼部主事,遭小人构陷,归隐之后家境虽然贫寒,居然念念不忘经营书斋情调,种兰养鳞之外,洗砚池边更沃以饭渖,引出绿褥似的青苔;墙下又葬了薜荔,经常洒些鱼腥水,日子久了,藤萝蔓生,月色下浑如水府,别饶佳趣。至于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研之属,更是制作不俗,铺设得体,入目心神为之一爽。这些“清规”,正是罗兰·巴尔特所说作家的写作“礼仪”,仿佛中世纪教会寺院抄写经书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一样神圣;巴尔特甚至向往中国古人重视书道、临池专心如僧侣摒除杂念的毅力。这样的流风,到了机械文明硬体发展撩人魂魄的今天,自然需要重新认识、另作安顿了。
  “我不断在认真改造自己去适应时代潮流”,罗兰·巴尔特说。他买了一架电动打字机,天天花半个小时练习打字,希望“打”出更有“打字机风味的文稿”。
  他说他的写作过程通常分成手写和打字两个阶段:先是把“情志”笔之于书,求其心手之相合,变成手写原稿;然后是把手稿誊清成印刷体的打字原稿准备付梓销售。巴尔特事忙,偶然不得不劳烦别人用打字机代誊手稿,却觉得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打字员受雇主牵制迹近奴隶之受束缚,而写作的天地其实是最讲求自由抒发情志的天地!于是,惟一办法就是巴尔特自己练习打字,希望从此可以不必手写草稿而是直接用打字机打出文章,巴尔特毕竟到死都舍不得全盘放弃“笔”耕的乐趣,宁愿自叹落伍也不轻心冷落案头那些笔。
  中国旧式读书人之重书道,固然是以书判取士的形势所迫,可也有不少是性之所近;这里头当有思古幽情在作祟。湖北杨守敬以书名天下,家中收藏古人书画很多,可惜身后家人不知宝爱,纷纷给日本人重价买走,只剩一些友朋书札充塞一楼,其中梁鼎芬的短简云:“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周弃子看了不禁感叹“承平文宴,铺狈缌鳎神往前贤,心伤世变,不止妙墨劫灰之可为太息也”!中国书道之衰微的确影响文人的兴味和文章的风韵;现在中文有了打字机,慢慢一定普遍于案牍之实际应用,中国作家迟早都要深刻领略“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但是,只要作家“情志”未死,写作“礼仪”不衰,尽量在手写原稿和打字原稿上追求一丝美感,那么,中国文人的手稿上起码应有应规入矩的馆阁体钢笔字可看,虽然无复魏晋飘逸之风,六朝碑版之意,到底自成锋棱,心手相合,文章连带也透出些远古的幽思来。
  机械文明用硬体部件镶起崭新的按钮文化;消费市场以精密的资讯系统撒开软体产品的发展网路;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推广智慧的管道像蔓生的藤萝越缠越密越远;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生活情趣和文化艺术于是开始在高雅和通俗的死胡同里兜圈子,始终摆脱不掉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压力。美国诗人Frank不再太息:“太多诗人都像中年母亲逼孩子吃太多熟肉和土豆。我才不管他们吃不吃。强迫人家多吃会把人弄瘦。谁都不必吸取自己不需要的经验;他们不需要诗歌就让他们去吧。我其实也喜欢看电影。”用不惯打字机的人还是可以用圆珠笔、钢笔甚至毛笔;激光毕竟没有射断历史的细流。钢琴家荷洛维兹可以亲身到衣香鬓影的米兰歌剧院演奏,可是,纽约卡内基堂却同时放映他的演奏影片,运用现代立体效果数码录音技术捕捉当年肖邦的千缕乡愁。Vanity英国热”专辑,讨论今日美国人崇拜、模仿英国古龙气派的现象,从中对照英国人的文雅和美国人的冲劲、英国人的偃蹇和美国人的达观、英国人对过去的眷恋和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场“换笔”运动在我国悄然兴起。不少作家、艺术家纷纷开始使用电脑这一新的创作工具,钢笔不再别在胸前,手稿越来越退出人们的视线。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笔”是用芦苇秆制成的。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古埃及人把芦苇秆的一端削尖,在芦苇秆里注入一种由颜料和水调成的稠状物。书写时,只要挤压芦苇秆,“墨水”就会流下来。古希腊人则使用一种针形铁笔,在一种涂了蜡的书写板上刻字。大约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开始使用毛笔和墨在竹木简上书写。公元六世纪羽毛笔出现,是历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尽管一支羽毛笔使用寿命只有一周左右,却在西方被人们使用了一千两百年之久。一八七〇年,英格兰伯明翰出现了钢质笔尖的蘸水笔,为自来水笔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瓦特曼从物理学的“毛细现象”得到启示,发明了自来水笔。这种笔的墨水由一个橡胶囊贮存。圆珠笔则是一九四四年阿根廷的拉兹·比罗发明的。比罗发明的这种圆珠笔笔尖是一个磨光了的小钢球,直径只有二十五分之一英寸。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作家就体验了一次换笔经历。那时是用钢笔取代毛笔。二十世纪末,中国作家又体验了一次新的换笔经历,这次是用电脑键盘取代钢笔。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电脑报社和清华紫光扫描仪销售中心在中国作协向马识途、王蒙、陈建功、邓友梅等着名作家赠送了紫光“小旋风”系列5A彩色扫描仪和文字识别软件。受赠的几位作家用电脑写作已经多年。由于早年的作品都是手写铅印的,他们在编选自己的文集时,不得不先在原作上用笔勾勾画画,再全部重新敲入电脑,既费时又费力,而用扫描仪可以把书中的文字和图片自动输入电脑,再用相关软件把输入的文字自动识别并存储进电脑,能够极大地改善作家的写作、编辑、收集资料。 应当看到,电脑并不能帮助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却确实能减轻一些作家伏案握笔、修改涂写之苦。一种观点认为,“作家手中的电脑没有‘脑’字可言。”电脑对于作家而言,只意味着打字机的功用而已。今天的电脑甚至能够做到“你说我写”,给作家带来更大的方便。 计算机的推广,导致手稿逐渐消失。人们可以轻易地抹去或修改屏幕上的东西,使创作过程逐渐变得模糊、没有个性。只有手稿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性,只有手稿才能直接渗透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和智慧,并能引起手稿阅读者的共鸣。 那些创造历史、改写历史的珍贵文献,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与智慧的象征。一九八七年,小说家卡夫卡写给未婚妻的亲笔信件以六十万五千美元拍卖出售。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比尔·盖茨以三千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达·芬奇的一本笔记手稿。一九九八年,只有六页的阿蒂尔·兰波的名诗《地狱里的一季》手稿被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两百九十万法郎购得。近年来,名人手稿信札也在我国拍卖市场上屡屡成为热点。 与打印手稿相比,手稿更真实,更原始,更厚重,也更有保存、收藏的价值。换笔给许多作家带来了方便,但手稿的消失也使不少文人陡生一丝悲伤。有的作家说,用笔写时,下笔更慎重、更聚精会神。 当然,手稿也有一些局限。手稿的不易保存、抄写中的错讹,往往使一部着作出现不同的版本。例如,英国文学名着《坎特伯雷故事》最初诞生于中世纪,当时的书籍均是手写形式。由于作者乔叟每页修改很多,导致出现了许多内容不尽相同的版本,使研究者们争论不休。而现在,由牛津大学等五所英、美大学组成的研究小组,运用一种能够追溯物种起源的电脑软件,将《坎特伯雷故事》的各种版本输入电脑比较异同,再与仅存的八十四卷原着相对照,最后确定出一个完整而权威的版本。 好在仍有不少有识之士专门收藏、研究作家的手稿。对于手稿的研究,主要是从手稿上被涂抹、删节或改动之处,再结合作家日记等其他文献资料,来推测作家的创作思路、思想的演变或情绪的变化。此外,字如其人,书如其人,不少作家也是书家甚至是书法名家。研究手稿,还可以从书法角度分析作家的文风、书风甚至个性风格。 门瑞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之人、有识之士。在从事文学工作的数十年间,他收藏了一千多封堪为珍贵的当代着名作家的信札和手稿。他的这本《书简旧梦——门瑞瑜收藏名家信札手稿集》,集纳了陈荒煤、秦牧、郭风、高莽、石英、林非、张黎群、延泽民、关沫南等一批名家的信札手稿真迹,为当代文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记忆。 后代的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感谢这些手稿,感谢门瑞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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