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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 6165.com:二十八、佇马太行

时间:2019-11-17 08:12来源:现代文学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抗日战争初期,对八路军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展开,在地方党配合下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①;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②;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

  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一直移动在大行山区的武乡和沁县之间。大行山脉北起滹沱河,南抵黄河,绵直在山西、河北等省之间。它居高临下,地形险峻,向东可以控制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中间的盆地是晋中富饶之地;北面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邻。朱德佇马太行,便于从这里指导整个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

  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辟敌后游击战争,是极端艰难的壮举。如果没有建立起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是根本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并得到发展的。它对整个抗战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朱德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年》的报告中,对八路军为什么能坚持并发展敌后抗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第一期抗战中,虽参加不久,已尽了大力,如平型关,娘子关。第二期抗战中更起新的作用,即建立游击队和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在晋北、晋东都在敌人后方打。第二期我们三个师都在敌人后方,包围敌人,并切断平汉路。”敌后抗战的环境是极端艰苦的,“别人无论如何不能把军队放在敌人后方,而我们以实际例子起了好的作用和影响。别人争相退去,而我们则反伸向敌人后方去。”八路军的战术,不用死守的办法,而是独立自主的灵活地行动,这是在长期经验中学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朱德说:“八路军是由人民中产生的。”“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动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军的。经过各种的多次的实际行动,军民打成一家,灵活战术由此发挥了。”他说:“我们在敌人后方已立定脚跟了,建立了支点,我们在吕梁山、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的各司令部都能站着指挥作战。此等作战队伍在华北不下十余万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华北人民当时甚希望中国军队再来,八路军常去收复各城市,影响民心甚大。民众因此才能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八路军创造了七个根据地,华北抗战由混战转为坚持局面。”①日军在二月下旬发起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遭受沉重打击。当徐州会战吃紧时,日军曾想从别处抽调部队进行增援,却难以抽调。对这个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氏陈诚曾说过:“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能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②日本侵略军也深深感到八路军坚持的华北敌后抗战对它已构成巨大的威胁,认为八路军“扰乱我占领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决定“在占领区内进行肃正讨伐。”③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开始,日军以很大的决心,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它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八路军总部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加以消灭。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④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见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对日军准备发动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底就从许多迹象中觉察到了。他们注意到:日军在晋东南修筑机场,打通公路,运送物资。频繁地调动兵力。这些情报都不断送到朱德那里。在一二九师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又发现一张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因此,当日军发起攻击前,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④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一二九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以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朱德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作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命令他们转入外线,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由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不断袭扰敌军,破坏道路,捉拿敌探,肃清汉奸,并帮助八路军和友军搬运伤兵,进行联络,筹粮,运输,配合作战。由于事前已有准备,晋东南军民对日军的这次大规模围攻便能沉着应付,朱德说:“当时敌人的九路进攻,当敌人追到我们,近起来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惊慌的,这是在第一期抗战中是不同的地方,”“从前他们说山西的民众是顺民。现在估计起来,从前因为他们没有枪;现在有了枪,经过了我们的组织,山西的民众已经不是顺民了,也能够起来干,打仗。”⑤四月初日军出动后,一二九师主力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立刻遵令向东转移到日军合击线以外的山西麻田至河北涉县一带集结待机。朱德还派左权去沁县统一指挥三四四旅主力及决死一纵队阻击从西面进攻的日军。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各部已遵照总部命令作好了迎击准备,但到四月六、六日,却发现日军部署有所变更:各路日军放慢了进攻速度,南面日军停止北进,转向南攻,进犯阳城;另一路日军转向河南,进占该省的温县、孟县。鉴于这一变化,朱德决定暂不发表已经起草好的动员和部署反围攻的训令。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日军得到一个错误情报,误认为刚从晋西脱险人陕的卫立煌将从垣曲渡河回山西,所以重新调动部队,准备再次截击卫立煌。⑥事实上,卫立煌到陕西后,接到蒋介石的通知,要他去洛阳开会,卫决定乘机绕道延安,拜访毛泽东等后再去洛阳。⑦此时已在去延安途中。当日军发现情报不准确后,重新发动向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四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左权、刘伯承指挥各部以机动、坚决、勇敢的精神,乘日军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朱德对八路军各部的指挥,可说是得心应手,但对东路军友军部队就很难如此。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因此,他必须分别准备两种对部队和民众动员的工作纲领。⑧四月十日,南路日军先头部队进占沁源、虒亭、襄垣一线,即将向北发动进攻。八路军总部从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马牧村。这一天,朱、彭向东路军友军将领发出《粉碎日军围攻的战役战术指示》,考虑到友军不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指示比较具体,要求他们:“应乘其进攻我军时,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在敌未进入利害循环变换线时,采内线作战姿势,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一路,余路箝制之。如已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则应由间隙中转入外线,袭击敌侧后,仍以各个击破之。”“敌之任何一股前进时,我军应以小部,以一连或一营为单位,采取运动防御之姿势,配合本地自卫军。游击队,昼夜袭击,疲劳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而消灭其一部。”⑨朱德还发布了《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并协助地方政府切实动员民众作好战斗准备。

  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大行山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处处给八路军以帮助。在朱、彭的统一部署下,各路日军到处都遭到中国内线部队的猛烈拦截阻击,一时不敢深入。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乓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四月十一日,南路日军北进至下良镇。这一路日军是这次围攻的主力,由骄横的苫米地旅团长指挥。苫米地在日军中是一员善战的猛将。这年二月间,朱德在临屯公路上就曾同他交过手。他因比北路日军先攻入临汾,曾得意地写信给他女儿说:“天皇因我先人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起来了,你看我象不象墨索里尼?”⑩朱德早已判断这路日军有经沁县、武乡进攻榆社的可能。他们在进占沁县后果然向武乡进攻,在十三日占领武乡县城。朱德准备在武乡、榆社间夹击消灭这股敌军。

  ⑦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

  沁县和武乡县城失陷后,八路军总部的处境相当艰难,经常处在敌军的包围中,需要不断地移动驻地;而朱德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再无别的部队。

  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在一次转移中,朱德率总部来到漳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三面都是敌军,一面又是临河,情势非常危急,朱德立刻决定把总部移到漳河对岸去。当时河水猛涨,渡河很困难。他披着雨衣,亲自在河边察看水势,决定让水性较好的孙泱泅渡过河去联络部队,还要他带过去一根大绳子,固定在对岸。随后,朱德一手抓住马尾巴,一手抓住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渡过漳河,脱离危险,并同附近部队取得了联系。(11)在武乡、榆社附近的东路军友军部队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和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朱德命令朱怀冰部集结在榆社、武乡一线两侧的云簇镇附近;武士敏部除在驻地阻击敌军外,以一部向沁县方向游击;曾万钟部以一部向武乡以北边战边退,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附近山地,待日军通过武乡后,立刻猛烈尾攻,同朱怀冰部夹击日军。同时,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三四四旅一部迅速赶到战地参战。(12)由于有的友军没有按照朱德的指示行动,这次夹击计划没有实现。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苫米地部日军进抵榆社后,因为群众空舍清野,破坏道路,又退回武乡。

  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大,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⑧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四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按总部计划跳出日军合击线外隐蔽待机的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负责人,指出从榆社退回武乡的日军,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退回长治,一是去子洪地区救援被友军武士敏部包围之敌。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

  命令他们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打一个歼灭战。(13)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接到总部命令后,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下,在四月十五日傍晚飞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原来在武乡的日军刚从这里带了辎重骡马弃城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退去。刘伯承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把他们夹击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日军被截为几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回头救援,又遭到八路军顽强堵击。激战到当天黄昏,共歼灭日军下元熊弥(第一○八)师团的柏崎联队和苫米地(第一○四)旅团的工藤联队及炮、骑、工、辎各一部,共二千二百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并缴获一部枪枝和其他军用品。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苫米地因这次战斗失利而受到处分。(14)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打得很艰苦,并付出了相当代价,伤亡八百余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叶成焕的在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这是八路军的重大损失。朱德以非常悲痛的心情,亲自前去向叶成焕的遗体告别。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在粉碎日军围攻的战斗中,根据地的民众已经起来,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说:“老百姓也学会了,知道打得不对就要避一避,打胜了就要追。”“我们消灭他零零碎碎的,合拢起来便是一个大胜利。”“虽然不是全靠游击队,然而游击战是创造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却是不可否认的。”(15)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样,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便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到四月二十六日,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阳城、沁水、长治、高平,晋城及河北涉县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即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站稳脚跟,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⑨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这些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并得到八路军派出的先遣部队和军事干部协助,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发展起来。八路军总部并已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扩展。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⑩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晋东南粉碎“九路围攻”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毛泽东等就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要求八路军和当地党组织,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政府,“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16)发展平原游击战,表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又跨出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大步。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毛泽东来电的第二天,朱德不失时机地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迅速派兵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四月下旬,先后成立冀南军区和晋冀豫军区,由宋任穷和倪志亮分别担任司令员。以后,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也先后来到冀南,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并积极向山东发展,逐步形成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被日军看作后方交通动脉的同蒲、正大、平汉、津浦、德石、陇海等铁路和华北各地的战略要点都处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威胁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回延安前,朱德一直佇马太行,从这个地区指挥着华北各地敌后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期间,八路军总部驻扎时间比较久的是武乡县的王家峪。现在,八路军纪念馆就建立在这里。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

  除积极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外,朱德还令第一二○师的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进据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根据地;(17)派第一二○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根据地。(18)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华北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三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已在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仍按四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破坏,使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朱德、彭德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困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19)除经济上的困难外,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开始,八路军在政治上遭遇的麻烦也日益增多。当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阎锡山放弃了大片国土;而当八路军赶走日军,在敌后艰苦地创建起大块抗日根据地后,他们却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来“收复失地”。对此,朱德说:“这是意料中的事。”

  (12)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20)他提出:加紧发动民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说明日军随时有可能转移兵力来华北,从积极方面去转变或减少那些来争夺地盘的人的军阀割据和偏安一时的心理;强调团结,在群众中造成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舆论,揭破挑拨离间者的阴谋,肃清汉奸。(21)并发出训令,要求各部加强训练干部,加强政治工作和党员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22)对于八路军的今后任务,他提出:第一,发动广大的民众;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第三,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抗日根据地(如冀察晋(23)边区,晋西北区,晋东南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区等);第四,与各方友军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坚持华北抗战;第五,坚持华北抗战,抑留华北敌人,把华中、华南的敌人调动到华北来,以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第六,积极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求改变敌我形势,聚集许多大小的胜利,最后达到全国战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24)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后,日军把下一步主攻目标指向武汉,暂时不能抽出更多兵力到华北战场对付八路军。朱德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八路军,扩大敌后根据地。但是,这个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上年十一月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提出了一系列违背中共中央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干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华中敌后工作,对华北的工作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决定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知朱德回延安参加会议。

6165.com,  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13)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14)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

  朱德在七月五日离开总部动身回延安。他准备顺路拜访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加强团结合作关系。在途经日军控制的沁河流域时,他觉得这里地形复杂,粮食也多,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就致电彭德怀、左权,要他们派人到此地加紧工作。(25)十二日,他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所驻的沁水县端氏镇,应邀在该旅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结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的形势和该旅情况,讲解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

  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

  八月上旬,他到达山西垣曲辛庄的卫立煌驻地,受到卫立煌热烈欢迎。

  (15)

  他们两个单独长谈了两整天。朱德提出:八路军已经比从前大大扩充了,准备向蒋介石要求增编三个师。卫立煌表示同情,并答应接济枪枝、弹药和炮弹。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王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26)朱德在垣曲停留期间还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写了一封信,勉励他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16)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17)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离开垣曲后,朱德一行从渑池过黄河,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南洛阳,拜会了战区司令长官程潜。(27)到西安后,朱德多次应邀给学校、抗日团体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报告,出席座谈会,还拜访了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28)他两次前去看望正在西安养病的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老师李根源,知道他不日将取道成都去昆明,就把已写好的给王缵绪的信托他带去。他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希望他在动员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封信给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鼓励他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两封信托李根源一并带去。在从西安到延安途中,他从洛川转道到晋西古贤村会晤阎锡山,鼓励他坚持抗战,还商定加强八路军总部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办法。(29)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抵达延安。这是他在前方战斗一年后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延安各界召开万人欢迎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介绍华北抗战形势,要求后方把书报刊物大批地输送到前方去,后方的干部与学生也大批地到前线去工作。(30)以后,不断有单位邀请朱德去作报告,朱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报告中,他除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分析日军战略战术的变迁外,着重讲了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所取得的胜利,他揽:“我八路军可使敌后方变前方”;“游击战的应用,牵制了敌人,且巩固了自己”;“游击队约有十余万人,要给养、伤兵等等,所以建立根据地是重要问题,五台山根据地现已发展到五十余县。”(31)他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18)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在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到河北来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领导权。鹿钟麟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是一个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中间派人士。但蒋介石知道鹿钟麟在当了省主席后,一定会尽力把共产党、八路军挤出河北,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鹿同共产党发生矛盾,那就可以使人以为是共产党容不得中间派人士,而不是他蒋某人容不得共产党。为了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蒋介石还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安插了一批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以控制和影响鹿的行动。其中,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冀中一霸,是河北博野一带地方反动势力的头子。日军侵占冀中前,他随国民党军队一起逃跑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后,他又回到博野,发展武装,成立民军司令部,自任民军总指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磨擦专家”。尽管这样,在鹿、张的任命宣布后,中国共产党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还是表示欢迎,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的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鹿钟麟接受任命后,渡过黄河,到长治访问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动身回延安,由刘伯承出面同他商谈在河北合作抗日的问题。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九月中旬,鹿钟麟到达冀南南宫地区后,就开始排挤共产党和八路军。张荫梧更是强行向晋察冀边区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在国民党当局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九月七日,朱德、毛泽东等致电聂荣臻,提出对策: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以礼遇并与之谈判。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

  (32)十八日,朱德、彭德怀又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联名致电徐向前并左权、刘伯承等,指出:看来鹿钟麟似已开始向我方进攻,请你们向鹿提出严重质问,鹿如能诚恳进步,我们应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如他对冀南军政系统采取打击和破坏的政策,则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33)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朱德在会上作八路军工作报告,共谈了五个问题:八路军抗战的经过,敌人战略战术的变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八路军本身的问题,一年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

  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党加强对抗日战争领导的战略规划。朱德在会上以一天半时间作了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他详细的叙述了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问题。报告最后说:八路军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眼前的任务就是发展华中,也要八路军担负一部分的作用。”(34)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于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危急。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到武汉去了解情况,并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那时,日机经常空袭武汉。朱德冒险在十月二十二日搭乘战斗机飞抵汉口,随即由周恩来陪同去会见蒋介石。朱德向蒋介石报告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并且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35)并提出了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增发经费和弹药的要求。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朱德传: 6165.com:二十八、佇马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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