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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四章 一个政党的诞生6165.com

时间:2019-11-17 08:12来源:现代文学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1919年1月3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6日上午,20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7%。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2月6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埃尔伯特政府的大罢工竟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的另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共产分子在德国全境掀起的混乱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埃尔伯特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离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事件与发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军今天却被召来加强法律的秩序。这也是一场只有叇叇派剧作家才写得出来的闹剧:埃尔伯特发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是卡普政权曾答应奖给他们去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
  摆在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萨克森,苏维埃共和国已夺取了政权;至3月20日,一支拥有5万名工人的红军已占领了鲁尔区的大部地域。同一天,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在全国飘扬。“德国必须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4月3日,“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如果告诉了你们”,“自由兵团”一名青年士兵在家书中写道,“你们会说我在撒谎。决不饶恕……我们甚至枪杀了10名红军的红十字会护士,原因是,她们身上带有手枪。我们将这些小姑娘杀了,杀得很开心——她们是怎样喊叫,怎样哀求饶命的呀!绝对不行!带枪的就是敌人!”
  当希特勒和埃卡特从慕尼黑乘着令他们恶心呕吐的飞机来到柏林时,卡普起义已近尾声。他们从机场直接前往帝国总理府,与卡普的新闻代表、匈牙利犹太人特莱比希·林肯进行了交谈。此人是个冒险家,又有点流氓习气——在纽约,他曾被当作德皇的奸细逮捕。他告诉他们,卡普人刚刚出逃,他们还是不要暴露身分为好,免得被人逮捕。据称,当发现管事的是个犹太人时,埃卡特抓住希特勒的胳膊说:“走吧,阿道夫,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但是,为了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平时,鲁登道夫正准备乔装南逃,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钢盔”党人,由老军人组成的超级民族主义集团成员,以及大量得到工业家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等。埃卡特还将他的学生介绍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仑·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一见面,她立刻为“年轻的德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50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德尔希大街41号向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15英尺,宽只有8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它作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之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起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演15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19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份《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之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起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所作的观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看。”)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
  “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
6165.com,  “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平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卍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卍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8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60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5)

  每当寒夜来临,
  我便独往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
  用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轻率无比者,
  晚间必被魔法变为渺小!
  闪光的钢铁由他们炼造——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了石笋。
  于是,虚伪与真实分道扬镳——
  我罗织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祝福和昌隆,
  献给正义的好人们!

(3)

(2)

  10月7日,希特勒告诉波普夫妇,他所在的部队要离开慕尼黑。他紧握着波起先生的手说,如果他战死,请他写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许需要他廖廖无几的遗物,如果她不要,这些遗物就送给波普夫妇。希特勒与两个孩子拥抱告别时,波普太太不禁失声痛哭。拥抱后,希特勒便“转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团开进了国王近卫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
  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士兵们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另外数名奥地利籍士兵亦向他们自己的君主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关于希特勒对此次值得纪念的仪式的反应,据唯一记载称,他曾对同志们说过,10月8日这天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双饷,还吃了一顿特别午餐,吃到了烤猪肉和士豆沙拉。
  次日清晨,十六步兵团开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约40英里的勒希菲尔德兵营。士兵们背着背包,艰难地步行了11个钟头,一路上大都在滂沱大雨中行军。“我住在马房里”,他在给波普太太的信中说,“全身湿透了,根本无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们急行军13小时,还在野外露营。由于天气寒冷,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们虽然“累得要死,随时有可能倒地”,但还是在一群法国战俘面前,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在兵营的头5天是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因为训练的时间冗长”,晚间还要行军,以配合旅部的训练。第十六步兵团将与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旅。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合并的组成部分。由于新兵们疲于奔命,直到10月20日希特勒才得以偷空为波普太太写信。他告诉她,他们将于当晚开赴前线。他说,“我高兴死了。””一旦抵达目的地,我会立即给您写信,将地址告诉您。我希望能开赴英国。”当晚,新兵们被装上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也终于踏上了为德国而战的征途。
  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被装上火车时,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职业军人,见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而士兵们所受训练又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廖廖无几,所用的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制造的,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却只有油布帽,如同1812—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每列火车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动的战斗将进行数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终。
  拂晓,希特勒所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伐利亚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
  “我只觉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忆说。
  8天后,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晨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此时,一阵阵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子的边缘开花,树木被削倒,好像它们是稻草似的。”在给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这样写道:“我们好奇地观看着。此时,我们尚不知有何危险。我们谁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我们匍匐至林子的边沿。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和枝叶。炮弹又在林子边沿爆炸了,顿时打得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整根拔起。我们不能老趴在这里,如果要战死沙场,不如死在外边。”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林子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3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11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30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却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沟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团长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但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3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
  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4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去找他们。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遭遇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在给赫普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地静寂下来。到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起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瓦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系一小屋,设在一征用的别墅内)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
  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
  他们建议授希特勒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也就列在最后。为此原因,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使如此,希特勒仍高兴万分,于两天后给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的话。”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系巴伐利亚人惯用的浑名),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
  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茫”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
  其他通讯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迪”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原因是,每逢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有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
  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个兔子,准备休假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人家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10马克给希特勒,这也当场被希特勒谢绝。
  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但仗却不够希特勒打。“现在,我们仍在老阵地上,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在1915年1月22日给波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很明显,是英军送上门来的吉祥之物)跳进希特勒的战壕,追逐兔子。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它(它听不懂德语),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对峙,然而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没有冬季),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粘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二月,他写信给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有幸返回家园的人们回家时,能看到家园更加纯洁,并荡涤尽了外国影响。这样,成千上万人每天在这里忍受的牺牲和痛苦,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敌人,这里日日流成河的鲜血,不但使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且能使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
  每当被问其他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打赢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似呆。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议论艺术、建筑等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炮火打断,通讯只好靠通讯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最可靠的通讯员是哪一个。”(*1935年,弗里兹·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4年后,因反对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职。在他所著的书中,他说,希特勒对其战争经历的记忆好极了。“在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从未发现他在撒谎或言过其实。”)其他通讯员对他之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讯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讯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务十分频繁,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1870年时法军吃老鼠!
  9月25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化险为夷。他的命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20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的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许,那是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一天晚上,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他写了一首怪诗。此时此刻,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

  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事。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160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1922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600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800。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7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800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1500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4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7)

(1)

(2)

1919—1922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1918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1789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4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平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作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3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卡特笑了。“当然有!”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起文章——关于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90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237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156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便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讯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全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1913.5—1918.12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精力。还有,希特勒之讲演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倍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期间内,希特勒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周围人们的支持。这些追随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这个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垂手可得的权力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岐,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信,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卍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10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其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讲演。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大会就在一起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嘉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打动了人们内心的感情。尽管骚乱由他而出,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宗政治谋杀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15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14个月。10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岐,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这,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岐现正向赤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气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全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一般坚强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平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不是西方的某个协会。”这是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领导原则,对指挥官绝对服从——首次明确出现。
  希特勒让委员会在18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佣来的之类——都太荒唐可笑,连作者本人也不会相信。
  8天的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看来,希特勒的讹诈是要失败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词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作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决定于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年轻,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与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望与其他组织联合”,他说,“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进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可以走。”这话是针对奥斯堡小组和其他城外人说的。“我们的运动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进行下去。”在结束讲话时,他一再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结果是:543票赞成,1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掌握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对权力后,德国工人党的所有传统全被抛进大海,因为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新秩序的。党内不允许再出现议会式的辩论和民主的秩序。此后,他们将恪守元首原则。
  与此同时,希特勒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极力抚慰老头子。他未颁发总令,也未加强纪律。相反,他于当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强党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用来维持政治大会秩序的那个召之即来且手段凶狠的小组,扩充为一支组织严谨、身穿制服的编外部队。这支编外部队于8月初建立,名曰“体操运动师”。据党的一份公告称,建立该师的目的“是要将青年党员纳入一强大的组织,利用他们作为进攻力量,供党指挥。”两个月后,它获得了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冲锋队”。就希特勒而言,冲锋队不外乎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政治工具。同时,由于他们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逻,可在热爱纠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冲锋队队长罗姆却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私家军。冲锋队的核心是“自由兵团”各部,他们对早期的战歌也略作修改:

(1)

  头戴卍字盔,
  臂戴黑白红袖章,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其中,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个月来,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此起彼伏,令人丧胆,威胁着德国人生活的结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10月6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6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9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手下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变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45,000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是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48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两天后,凌晨5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熙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11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70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一次,就是每周10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迟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200。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耳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12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区,希特勒常坐电车去他那里。两人常埋头工作,连吃晚饭都得德莱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来叫。“我的小姑娘常爬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是受欢迎的。”对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1919年末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夹着一大捆手稿”来到德莱克斯勒家里。这是党的纲领草稿。两人埋头工作了几小时,将它“压缩”到尽可能简单。“告诉你吧,我们绞尽了脑汁!”德莱克斯勒回忆说。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来,以拳击桌。“我们的这些意见”,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门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纲领包括了25点。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可以预言,委员会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不但反对里边的许多观点,而且还反对召开群众大会。德莱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再次开会时全力支持了他。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于是开会日期便定了下来:1920年2月24日。
  用醒目的红字印制的标语口号、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时的希特勒倒害怕起来了,他怕自己的演讲会使“群众打哈欠”。大会定在晚7时30分开始。7时15分,当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劳斯酒店的宴会大厅时,他发现,厅里挤得满满的,约有2000人。他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与会者约半数以上是共产党人或独立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会转到他这边来的,而他也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大会开始了,会场很安静。主讲人是个富有经验的“民间”讲演者丁格费尔德。他拐弯抹角地攻击了犹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其攻击之柔和,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未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来。没有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蓝色外衣,很破旧。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像演说家。开始时,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什么加重语气之类。他扼要地讲了近10年来的历史。然而,一旦讲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声音中便充满了感情;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从大厅的每个角落传来。啤酒气在空中飞舞。用橡皮棍和马鞭武装起来的士兵们——希特勒在军内的支持者——“像猎犬一样迅猛,像牛皮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公司的钢铁一样坚硬”,急忙投身战斗。捣乱者被逐出门外。厅内的秩序有所恢复,但讥笑的喊声仍不断。希特勒恢复演讲,喊声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这类捣乱,而他似乎还从里边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还有他的话,令听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湮没了怪叫声。他严厉谴责当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纸币,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只会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汉梅尔伯格或伊西多尔巴赫,这样的小市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喊声几乎旗鼓相当;但是,当他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犹太人时,掌声便湮没了喊叫声。不少人在喊:“打倒犹太人!”
  由于不习惯于在如此多的听众面前演讲,他的声音时高时低。但,即使他经验不足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年仅20岁的学法律的学生。“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人讲得很真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告诉听众。”在第一个演讲者用的华丽的词藻后,他的讲演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话常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连前来捣乱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浅出,声音清晰,连坐在最远座位的听众也能听清。使弗兰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最后,他将纲领的25个要点交给了听众,要他们逐条地“判断”。这个纲领几乎对每人都给了一点儿什么——犹太人除外。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地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给工人的是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地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给有“民族”思想的人是,要求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1914年8月2日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念完一要点,希特勒便停下来问听众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众都高喊同意,但也有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反对者还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议。手持棍子、鞭子的弹压队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动。希特勒整整讲了两个半钟头,待他讲完时,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讲的每一个字。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而年轻的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此人就是希特勒。”
  对希特勒而言,那晚上的大会,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气,“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亲友中它是外号;对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队大多数的指挥部里,它是他的名。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的报纸多大注意,但这次群众大会对德国工人党而言却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吸收了100名新党员。在希特勒的坚持下,造了党员的花名册,还发了党证。为给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证的编号是501,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编号。“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555。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从乞丐到元首: 第四章 一个政党的诞生61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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