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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5.com:从乞丐到元首: 第三十一章 午夜后五分

时间:2019-11-17 08:12来源:现代文学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三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久久才披露这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5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1945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23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1943年用X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5月1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6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6组。晚9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5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8时45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9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27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1972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假尸。后来,及至1973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3个月后发现的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1974年9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1945.4.20—30

(2)

(1)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9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40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四十,只有153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22名主要被告中,只有3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8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1946年1月15日晚10时45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G·M·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盟国是用千机轰炸向元首祝寿的。但希特勒的信心似乎坚不可催。4月20日一整天,他都对前来祝寿的客人们说,他仍坚信俄国人将会败在柏林。下午,他在总理府花园内接见了一群“希特勒青年”,感谢他们在首都英勇奋战。之后,他便钻进地堡,接见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邓尼茨觉得,希特勒像是负重不堪的老人。接着,元首又热情地问候了凯特尔。“在Atlentat期间你救了我,也是你把我弄出拉斯登堡的。我不会忘记你。你决策得对,行动得也对。”
  凯特尔冲口说道,“谈判应立即进行,不然柏林会成为战场。”希特勒插嘴说:“凯特尔,我需要什么我心里清楚。我要打下去,不管是在柏林里边还是外边打。”与约德尔面对面磋商后,他便走了。文武官员们——包括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在内——列队欢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还说了一两句话。几乎人人都劝他趁现在道路仍然畅通,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坚决不去。他说,从此以后帝国将分成两个战区,北区由邓尼茨负责指挥。南区指挥合乎逻辑的人选是西线指挥艾伯特·凯塞林,但他又想让戈林担任——或许系政治上之权宜之计。他说,他会让上帝去作决择。他建议,各战区的参谋人员分成两半,选往南区的需于当晚南下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是他自己南下呢,还是派他的参谋长科勒前往?”你自己去”,元首说。先前如此亲密的两位老同志,便客气地在冷漠中分别了。戈林立即动身前往卡林霍尔——在那里,他的管家已将衣服和艺术珍品装好了14辆车。
  希特勒独自与爱娃和几个秘书进餐。她们再次劝他南下,他却说,这样一来,他便像西藏喇嘛转动空经轮一样。“我必须在柏林强行作决定——否则便灭亡?”午夜后,他把两位年轻较大的秘书找到他的私室内,叫她们在半小时左右内乘车与普卡梅尔海军上将和另外80人一起,前往上萨尔斯堡。(*南下的人们中有莫雷尔医生。他是被发配至南方的,发配的原因是,他建议给希特勒注射咖啡因,以解除他的疲劳。“你大概还会给我注射吗啡呢!”希特勒吼叫完后,当场令他脱下元首私人医生的制服。“你走!像从未见过我那样。”莫雷尔当场瘫倒在希特勒足下,被人架了出去,战后不久,他身心崩溃,死了。)这两个女人吃惊地瞪着大眼。他的解释是,跟他最久的是她俩。另外呢,沃尔夫小姐还有个老母要供养。“我会尽快与你们会合。”他说话声很小,想掩盖左手的颤抖又掩盖不住。他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施洛德小姐觉得,是从绝望的人口中叹出来的。一会儿,他打电话告诉她,柏林已被包围。她只能在拂晓时出发。几分钟后,他又来电话说,空袭警报一解除,飞机便立刻起飞。她听不太懂(因他说话时喉咙咯咯咯作响),便叫他重复说一次。他什么也没说。他向她的同事沃尔夫小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完了。”
  当晚天色尚早时,向元首祝寿完毕后,希姆莱便离开了地堡,乘车在滂沱大雨中行进了几个小时,才见到“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马苏尔。希姆莱说,他曾被授权解决犹太人问题,他最初的计划是要通过移民办法,人道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连那些自称与犹太人友好的国家都拒绝接受他们。“通过战争”,希姆莱说,“我们接触了东方的犹太无产阶级大众。这便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身后不能藏着这样一个敌人。”这些犹太人不但在援助游击队,还传染诸如斑疹伤寒等疾病。“为了刹住流行病”,他解释说,“我们不得不造了些焚尸场,以便焚毁大批死于这种病的人的尸体。现在呢,他们倒打一耙,对我们这种做法说三道四!”
  “做过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弥补的”,马苏尔说,“但是,我们如果要给我们人民的未来架起一座桥梁,那末,现在仍活在德国统治区内的犹太人就必须继续活下去。”希姆莱抗议说,他历来就主张将集中营移交给盟国。他不是将卑尔根贝尔申和布痕瓦尔德这样做了吗?但是,请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报应吧:美国人伪造暴行照片,到处散发!当他让2700名犹太人前往瑞士时,外国报纸便宣称,他之此为系为自己开脱,以示与己无关。“我毋需自我开脱。我历来都是如此做了,我觉得这才能满足我的人民的需要。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肯定没有靠它发财。”
  马苏尔出门后,希姆莱突然问,他的前任格斯坦是否能飞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去,讨论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
  “请努力叫艾森豪威尔相信,人类的真正敌人是苏俄,只有我们德国人才打它。我会将胜利让给西方同盟国,他们只需给我们时间去打败俄国就行了。如果给我以装备,我还能这样做的。”
  待马苏尔回来后,希姆莱说,为了表明他恪守信用,他会立即从腊文斯勃鲁克释放1000名犹太妇女。他规定,应为这些人抵达瑞典之事保密,还建议称她们为“波兰人”,不叫“犹太人。”拂晓,希姆莱告诉了马苏尔,乘车前往格哈特疗养院——伯纳多特伯爵在那里等候他。两人共进早餐。希姆莱虽然乘车劳顿,胃口却好像未受影响,虽然他不得不时时用指甲去轻敲他的门牙。伯纳多特提出,允许斯堪的纳维亚的被俘人员从丹麦转入瑞典。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遭希姆莱的拒绝,这实无法解释。伯纳多特自动提出,把腊文勃鲁克的妇女全部交给瑞典红十字会走处理。之后,他便睡觉去了。当天下午,希姆莱将舒伦堡召至他的卧室,说,他感觉很不舒服。他们二人坐上小汽车,沿着拥挤不堪的公路爬行,回附近的司令部时,希姆莱说:“舒伦堡,我怕劫数已难逃。”
  “这该给你勇气采取行动才是。”
  希姆莱沉默不语。当舒伦堡批评将所有集中营都撤退的不现实的政策时,他像个挨骂的孩子,噘着嘴。“舒伦堡,你可别干这事,”他说,“因为没将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申全部撤完,希特勒已咆哮了好几天了。”
  希姆莱向马苏尔保证,目前,一切撤退工作已告终止;地处朱可夫进军柏林途中的萨克森豪森,其犯人正被驱出兵营,冒雨上路出发;东面10英里外,朱可夫的炮火正在轰鸣。红十字会要求集中营主管将萨克森豪森移交给他们,但遭拒绝,理由是,希姆莱有令,待俄国人逼近时,除医院外,一切均需撤离。于是,近4万名腹中无食,病魔缠身,衣着褴褛的犯人,便排成两队,被驱出集中营。在滂沱大雨中,哨兵们驱赶着他们,朝西北方向走去。凡赶不上队伍的,一律被枪毙抛尸沟中。
  “某个民族,他们的女人遭人强奸,男人们连架也不打,对这样一个民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痛苦地向他的副官们承认,战争之败局已无可挽回了——不是因为希特勒之故,而是人民让他失败了。“所有的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这样一个人民说来,”实在是太高尚了……他们活该承受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他甚至连自己的副官也斥责一番,“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一道工作?现在,你们去割你们的小喉咙吧!不过,待我们下台时,让整个地球都发抖吧!”整天,戈培尔又是失望又是悔恨,一听到两名秘书骑自行车逃亡乡下,便抱怨道:“我现在问你们,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现在怎能保证正常的办公时间呢?”
  东线谣言四起,说柏林的领导人已放弃了一切希望,说最高统帅部已逃至贝希特斯加登去了。在维斯杜拉河战线上,俄国人已打开了五六个突破口;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离柏林和元首的地堡,只有20英里。至4月21日中午它已近在大炮射程之内了,在元首的地堡内已能隐约听到炮声。约德尔报告说,朱可夫的一个纵队正在包围曼特菲尔的那个军。为了阻击这个纵队,由党卫军将军菲力克斯·施埋因纳指挥的一支小型后备队,则在柏林北面25英里处布防。
  希特勒一听,立时伸直了腰。与施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施坦因纳是个有魔力的名字;2月间,朱可夫进军之所以受阻,就是由于他从波美拉尼亚湾拚命进攻之故。希特勒伏身看了一阵地图,抬起头来,双眼闪光。“反攻!”他激动地说,“由施坦因纳直插东南,切断失可夫的先头部队:以此大胆的一击,柏林便可保住,曼特菲尔也不致被围。”他亲自向施坦因纳下令,禁止他向西退却。“凡不无条件服从此令之军官,便将他逮捕,立即枪决。你,施坦因纳,要用你的脑袋保证这份命令得以执行。”施坦因纳从元首那里收到的无法执行的命令中,这份是最愚蠢的。他的装甲兵团只在名义上还存在。他不想在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中让自己的部队作无谓的牺牲,所以,他只好作点表面功夫,来个阳奉阴违——对一个曾考虑要绑架元首的人说来,这个决定是很容易做的。
  鲍曼也知道局势已无望。他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他在蒂罗尔给孩子们找到了一个“奇妙的藏身之地”。她应扮作寻找避难所的、流离失所的孩子们的监护人。为了使他们装得更像,他已在加米施的一家幼儿园里绑架了6个孩子。

(3)

(2)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4名秘书;两名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3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纳·汉夫斯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卡默尔,恩格尔,贝洛夫,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12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1945年5月4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20世纪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

  4月22日上午,施坦因纳成了地堡内谈话的主题。他从北面发动进攻为柏林解围的战役是否已经开始?如已开始,进展如何?陆军参谋总长,即古德里安的继任人汉斯·克莱勃斯特将军总是说,没有肯定的消息可以报告。希特勒之忧虑与时俱增。在下午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在听到柏林已三面被围的消息后,希特勒最后一次问,施坦因纳进攻的进展如何了?克莱勃斯迫于无奈,只好实情相告:施坦因纳兵团仍处在组织阶段,没有消息可以报告。
  希特勒的头震了一下,接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喘气。他严厉地令众人离开房间——除他的将领和鲍曼外。其他人一听,连忙争先恐后地逃到房外去了。他们在客厅内等候着,一声不吭,诚惶诚恐。房门一关,希特勒便立刻站立起来。他前俯后仰,猛烈地挥动右臂,大声呵斥说,他周围全是卖国贼和谎言家。他喊道,所有人都太低级,太庸俗,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伟大目标。他深受腐败和懦弱者之害,现在所有人都抛弃了他。听他说话的人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用手指指着各位将领,指责他们给战争带来了灾难。唯一进行了反驳的人是鲍曼。军官们很是惊奇,但鲍曼说的一番话,与其说是为军方辩护,倒不如说是让希特勒冷静下来。
  关于施坦因纳,希特勒喊了些什么,人们未听清,他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他痛苦地说:“战争已失败了!”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以失败而告终,他现在唯有一死了之。他脸色惨白,全身不时发抖,好像受人重击一样。猛然间,他坐着不动了,下巴松开,两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这比他的愤怒更把旁人吓坏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谁也不知过了多少分钟。后来,元首的脸色慢慢恢复了,他抽搐了一下——或许是冠心病发作。鲍曼、凯特尔及陆军人事部长格道夫,都求他拿出信心来,如果连他都丧失信心,那一切真是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慢慢地摇着头,用疲乏而可怕的声音说,他们如果要走,都请自便,他自己是要在首都了却残生。他叫人把戈培尔找来。
  站在外边的人们几乎听清了一切。菲格莱因抓起电话,把这边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希姆莱。大受震惊的希姆莱打电话给希特勒,叫他不要失望,并答应立刻派党卫军部队前来。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派人去找特劳德尔·密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新厨子康斯坦泽·曼齐阿里。他们一同来到他的客厅——他和爱娃·勃劳恩已在那里等候。他脸上毫无表情,双眼已完全失神。他用客观而专横的口吻,令这4个女人准备在一小时内乘飞机南下。“一切都完了,毫无希望了”,他说。
  这4个女人大受震惊,一动不动地站着。首先动身的是爱娃。她走到希特勒跟前,抓起他的双手。她微微一笑,好像对孩子说话似的:“你是知道的,我要与你在一起。我不许你叫我走。”这又给他的双眼带来了生气,做了一件贴身人员从未见他做过的事:他吻了爱娃的嘴唇。
  特劳德尔禁不住也说:“我也留下。”格尔达和厨子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希姆莱再次令他们走,但她们全然不听。希特勒依次抓住她们的手,百感交集地说:“我的将领们要是像你们这样勇敢就好了!”他好像精疲力尽似的,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邻室——一群军官在那里等候。“先生们”,他说,“事情就此结束。我要留在柏林,时机一到,我便开枪自杀。每个人走的时间由你们自己定。”
  听说元首要找他时,戈培尔仍然在家,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又传来了希特勒的话:他也想见见玛格达和孩子们。5时,戈培尔太太镇静地叫褓姆给孩子们作好准备,因为他们要去见元首。孩子们很是高兴。阿迪叔叔还会像先前一样,给他们吃巧克力糖和点心吗?做母亲的已猜想到,他们可能全都要去赴死,便强打起笑容:“你们一个人只许拿一件玩具,不准多拿。”
  凯特尔打发众人走后,会议室内只剩下他和希特勒二人。他要元首直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开始投降谈判。希特勒打断他的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他的声音变得刺耳了。“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永远不离开柏林,我要保卫这个城市,直到最后一息!”约德尔来了;希特勒又将决定自杀一事向他说了一遍。“我这个决定,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本应在1944年11月作出的。我本不该离开东普鲁士的司令部。”
  希特勒把鲍曼找来,令他与约德尔和凯特尔一起,飞往贝希特斯加登。那个司令部由凯特尔指挥,由戈林任元首和私人代表。凯特尔不同意。希特勒说:“反正一切都四分五裂,我已无能为力。”他补充说,其余的就交给戈林了。“仗已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会比我干得更出色。在保卫柏林一战中,我不是战斗至胜利便死在柏林。”他不能冒险落入敌手。他说,他会在最后时刻开枪自杀的。“这是我的最后的决定,不可撤销!”
  将军们立誓说,大势并非完全已去。温克的第十二军应回师解救柏林。希特勒立时双眼亮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望又回来了,决心也回来了。他开始是发问,然后便详细研究如何解救柏林。凯特尔起身前去向温克下令。他刚一走,希特勒又沮丧了起来,对贴身人员说,希望已没有了。
  有人指着腓特烈大帝的像问他是否仍相信会有类似的历史奇迹出现时,元首疲倦地摇摇头。“陆军出卖了我,我的将领都是饭桶。”他说,“他们不执行我的命令。一切都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也许在100年后会出现类似的思想,其势有如宗教,在全世界传播。“但德国已经失败了。说真的,它还未完全作好准备,也不够强大,还接受不了我给它定下的使命。”

(3)

  那天晚上,德国空军作战部长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突然闯进柏林城外的科勒的司令部:“元首已处在崩溃状态中了!”他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说了一遍。科勒不敢相信,坐上小车,直奔新的最高统帅部,向约德尔询问克里斯蒂安之所云是否属实。约德尔平静地答道:“这是真的。”科勒问元首是否会真的自杀。“是的,在这点上他是很顽固的。”科勒非常生气。他说,他必须前去亲见戈林,把元首说的话告诉他:“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比我干得更出色。”
  4月23日拂晓,科勒及其参谋人员,分乘15架JU-52飞机前往慕尼黑。在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获悉了许多情况。那天上午,他对侍者——身边无他人——说,鲍曼给他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溃症,叫他接过指挥权。戈林犹豫不决将信将疑。他该怎么办?立刻行动呢,还是等待?科勒直到中午抵达上萨尔斯堡戈林那个舒适而又朴实无华的住地。他激动地把希特勒崩溃一事全告诉了戈林。当然,这大部分他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应,使科勒好生奇怪。他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已指定鲍曼为其继位人?科勒回答说,他离开柏林时元首仍然活着,出逃的路尚有一二条,首都约可坚守一星期左右。“反正”,他说,“现在要靠你去采取行动了,帝国元帅!”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鲍曼为他的接班人吗?他再次问道。鲍曼这个宿敌给他发电报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让他抢班夺权。“如果我行动,他会称我为卖国贼;假如我不行动,他就会指责我,说我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汉斯·拉麦斯找来。此人是法律专家,又是1941年希特勒亲手立他为继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规定,在希特勒死后,戈林是他的继位人。它也规定,元首若无法行使职权——永久或暂时——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军事形势是否到了应该由他来接管权力的地步。拉麦斯不敢作决定。他深知,他对元首的影响已经下降,鲍曼的影响已经上升。所以他便问,自1941年来,元首是否发布过废除立他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没有。”拉麦斯说,他不时都要核对,看是否会将它废除。他宣称,这项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着再次宣布。
  有人建议发一封电报给元首,问他是否仍需戈林当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拟了一封电报:“我的元首,鉴于你决定镇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接管帝国的一切权力?”戈林读后,加了:“……全权处理国内外事务”一语,以便使他有权与盟国进行谈判。他忧心忡忡,说:“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须定个时间界限才行,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必须获复。”
  科勒建议将它定在8小时内,戈林便写了个时限,接着,他又匆匆写道:“你必须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里,我对您所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让上帝保佑您,让您早日来此地。您最忠诚的赫尔曼·戈林。”写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说:“可怕!”若在晚10时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得立刻结束战争。”
  在地堡内,最被戈林的电报激怒的——英国“超级”机密截获的戈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似乎是鲍曼。他要求将戈林处决。希特勒拒绝做得如此过火,给戈林发出3封互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提出,戈林若辞去一切职务,因叛国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电报废除了立戈林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许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之混乱的一封——的措词模糊(“您认为我已受阻,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此错误想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致使鲍曼觉得,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鲍曼自作主张,电告上萨尔斯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以叛国罪将戈林逮捕。
  克莱勃斯在地堡内给凯特尔挂了个电话。将戈林被解职事详细告诉了他。凯特尔被吓坏了,不住地说里边一定有误解。突然间,鲍曼的声音插了进来。他大声喊道,戈林已被开除,“甚至连德国猎人协会主席的职务也没有了”。凯特尔没作答。他暗想,“时局太严重了,不好讲这些冷嘲热讽的言辞。”当日下午,凯特尔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失败了,他与约德尔一起乘车返回司令部。“途中,我们谈得很坦率。两人同意,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讨论了在地堡内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可能时还要·使·用·武·力。”但他们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他们不能取得元首的卫队和保安队的合作。

(4)

  由于俄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朝首都围了上来,爱娃·勃劳恩平日那副欢愉的性格已变成了恐怖,但又不太敢露出来。
  一次,她抓住特劳德尔·容格的双手,用颤抖的声音承认她很害怕。“最终一切都能过去就好了!”她给他的好友赫尔达写了一封诀别信,“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写道。她还解释说,她已将首饰寄给了她,要她按她的遗嘱分配。她对她的信之语无伦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尔的6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间闹翻了天。“我真不明白,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简直足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奉!”在后语中她补充说,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4月23日,星期一,爱娃又给妹妹写信说,现在机会还有一个。“然而,不用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被他们活捉的。”她叫妹妹将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毁掉,把元首的来信和她的复信打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带着可怜的希望的后语结束的:“我刚与元首说过话。我想,对前途他今天的态度要比昨天的乐观些。”
  希姆莱也在为最后一分钟作好准备,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会晤,地点是瑞典领事馆——设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港口吕贝克。“战争必须结束”,他出乎意外地说,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德国已被打败了。”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约束。他说,他愿让西线投降;东线却不行。“我历来是,也将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问伯纳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将这一建议转给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转给西方。
  伯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同意将它转达给瑞典政府。这个建议若遭拒绝,你希姆莱将作何打算?“要是那样的话”,他回答说,“我把东线的指挥权拿过来,战死在沙场”。希姆莱又说,他愿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立刻向他无条件投降。“就你我作为老世故之间说说,我问你,我是否应该向艾森豪威尔求降?”他问。
  他议论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有意朝黑暗中走去,进了驾驶室。他踩开离合器,车子便冲过一灌木丛,撞在一铁丝网上。瑞典人和德国人通力合作,总算把车拉了出来。希姆莱蹒跚走了,伯纳多特伯爵评论说,这件事有点儿象征性。
  在次日即4月24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很悉,曼特菲尔的第十二军已完全被苏联坦克的纵深穿插所切断。“奥得河是个宽阔的天然屏障”,在一阵沉默后他说,“俄军却胜过了第三坦克军。从这点看,俄国的胜利只能说明那里的德国军事领导人无能!”克莱勃斯试图为前线指挥官辩护,但他此举却惹起了希特勒对施坦因纳之破产进攻的回忆。他抖抖地指着地图说,在24小时内必须从柏林北面发动另一次攻击。“第三军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动这次攻击,让我方未遭进攻的阵线空着。柏林北面与柏林城市的联系必须于明晚前恢复。把这道命令立刻传下去。”有人建议让施坦因纳领导这次进攻,这使希特勒火冒三丈。“那些党卫军军官,态度傲慢,行动拖拉,办事犹豫,对我已毫无用处了!”
  戈培尔走了,准备给柏林的市民们发布最后一个公告。他希望用将真情告诉市民们的办法,能把他们吓住,使他们继续将反对赤色分子的远征进行到底。“我们的心切不可动摇,切切不可颤抖。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像潮水般从东面涌到了帝国首都的城墙下以反对欧洲的心脏地带。”最后的这些话虽然已散布了出去,尤利乌斯·夏勃仍在焚烧元首的私信。烧完后,元首的贴身副官便带着命令登上飞机南下。销毁放在慕尼黑寓所和贝格霍夫的私人文件。

(5)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在收到鲍曼的逮捕戈林及其全家的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帝国元帅戈林的戏剧性的生涯中,过去两天是最狂暴的:他的元首崩溃了;他自以为是叫他将第三帝国继承;然后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现在呢,他怕自己会被处决。那天上午——4月25日——数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和他的管家的面,劝戈林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因身体不好,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有那三份电报,他仍相信希特勒是话不由衷。党卫军军官拔出枪来,戈林只好急忙签字。这个仪式被由远及近的飞机的嗡嗡声打断。
  在飞往上萨尔茨堡、林嗣和其它目标的途中,盟军飞机常打贝希特斯加登上空飞过。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老巢还未受到破坏。然而,今天前来的318架“兰克斯特”轰炸机,却立意要将它抹掉了。上午10时,第一队轰炸机从山头上擦过,朝最高统帅部的边沿地区投下了高能炸弹。半小时后,更大一队的轰炸机又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将高破坏力炸弹直接扔在上萨尔茨堡。整整扔了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架轰炸机消失后,德国空军将军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慕尼黑第六空军大队指挥官)驱车前往贝格霍夫。他左右观察了一阵,被弄得目瞪口呆。元首的住家直接中弹;一边已被炸毁,被炸坏的马口铁屋顶高高悬挂在空中。
  格莱姆是个忠实的纳粹党徒(1920年希特勒首次坐的就是他的飞机)。他收到柏林来电,令他到地堡内报到;现在,他正在寻找科勒,因为他曾听说,科勒也收到一封内容相类似的电报。格莱姆痛斥戈林,说他不该离开柏林,更不该有“叛国”行动。科勒为他的首长辩护,但格莱姆却不以为然。他宣称,戈林的行径是辩解不了的。说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苏联红军包围柏林之双钳已差不多要合拢了。定在10时30分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在阴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已六神无主。后来,德国官方通讯社的海因茨·罗伦茨报告说他刚收听到某中立国家宣布的一条消息:苏美两国的军队在穆尔德河上首次相遇时,他们之间便发生了争吵,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俄国人指责美国人侵犯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态。
  他笔直地坐着,双眼闪闪发光,“先生们说”,他说,“这又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明证。假若明天敌人仍有可能闹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国人民和历史必然会称我为罪人!”说话间,他似乎又浑身有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因为在德国问题上分赃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他把脸转向克莱勃斯,微微一点头,示意他会议开始。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便开始汇报,其间两次被希特勒打断:温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腼腆的“没有报告”。
  截获的消息令希特勒担忧。在尔后的一小时内,他又大做白日梦,梦想另一个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自保的意识必是要反对赤色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若盟国在旧金山(参加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现分歧——会出现的——而我又能在布尔什维克巨人身上某处给他一击,转折点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便有可能令其他人相信,只有一个人能遏制布尔什维克巨人,而那人正是由我代表的党,是现在的日耳曼国家。”德意志通讯社的报道是不正确的。美苏两国的前锋部队之间并未出现分歧。其实,他们是在次日,即26日才相遇——当时,是两名美国巡逻哨兵分别在易北河上的斯特热拉和托尔高与红军联系上的。两军的汇合把日见缩小的帝国切成了两半。
  半日过后,温克将军的部队好像在前去解救希特勒。电台报告他正在稳步前进的消息,使柏林人振奋了起来。等得最焦急的是希特勒。他指望温克至少能将战役拖至5月5日,使他能与拿破仑同一天死去。这是个妄想。温克只有一个兵团,即第二十兵团,在朝首都攻去。而它的任务又只限于打到波茨坦,为柏林的卫戍部队开辟一条退却的走廊。温克的大部分兵力正攻向东面——违反元首的命令——以解救被围困的第九军。
  当晚早些时候,另一位赤胆忠心的将军也冒死向元首报告。他就是里特·冯·格莱姆。此时,他正驾着一架小型观察机,沿着树梢,低空飞行在战火纷飞的柏林市内。头顶上空,一场恶战正打得激烈。突然间,驾驶室的底板上出现了一个洞,格莱姆倒下了。正当飞机失控、朝地面栽下去时,机上的唯一乘客汉娜·莱契连忙探身向前,抓住了操纵杆,稳住了飞机。飞机在通往勃兰登堡门的宽阔的大街上安全着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占了一辆车,把格莱姆弄进车内。
  格莱姆的左足受伤。伤包扎好后,他乘担架下了地堡。
  半路上,他们碰到了玛格达·戈培尔。她吃惊地睁着大眼,说任何活着的人都能找到这个地方。她先前虽未见过汉娜·莱契,却也拥抱了她。还啜泣起来。片刻后他们在狭窄的过道上碰上了希特勒。他低垂着头,双臂不停地抽动着,目光迟钝。但,格莱姆的报告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生命。他抓住格莱姆的双手,转身对莱契说:“勇敢的女人!世界上毕竟还有些忠诚和勇气存在!”
  希特勒把戈林拍来叛逆电报一事告诉了他们。“是最后通牒!一份货真价实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你瞧瞧我要经受什么吧:没有人履行效忠的诺言,也没有人顾及荣誉。没有什么失望或叛卖我未曾经受过的——这次尤其如此。”他停往了口,好像说不下去似的。然后,他眼睛半开半闭,注视着格莱姆,用比耳语稍大一点儿的声音说:“我现在宣布,你是戈林的接班人,就任德国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向你表示欢迎。”两位新来者深受感动,要求留在地堡内,以弥补戈林之欺骗所带来的损失。同样受感动的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他们的这一决定,将会在德国空军的历史上名留青史。
  4月27日拂晓,柏林已完全被包围,最后的两个机场也被红军占领。尽管如此,当温克拍来电报说,第二十兵团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遥时,地堡内顿时出现了一阵乐观情绪。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电台宣布,温克已抵临波茨坦,并预言他将很快来到首都。温克能做到的,别人为何就不能?“局势已经改变,肯定有利于我们”,他告诉柏林人说,“美国人正朝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变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坚守柏林等待温克的部队前来。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电台上广播的战报,泄露了温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们将寸步难移了!”温克朝他的参谋长喊道。毫无疑问,俄国人必定也听到了这些广播的。他们必然会集中一切力量攻击他的阵地。他说这几乎是出卖。
  在午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对温克完全信任——他称温克“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觉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说:“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静安静。除非俄国坦克已开到卧室前,否则就别叫醒我,让我作作准备。”可是,他马上又希望俄国人会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1585—1642,法国政治家——译注)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为会议的结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记忆!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迟或早,这乱七八糟的一团,终将全部被抛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将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一个矮小的眼中带着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刚炸毁一辆俄国坦克。这个小兵默默地转过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时熟睡。克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之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划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们正在制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6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她便出外。“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1933年为了取得政权而作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他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之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通通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斯提了出来。克莱勃斯也接受此建议,答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突围计划。
  在50英里外,在温克的第十二军军部,一名报务员正向威德林发电:
  “十二军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
  部队正拚死自卫。建议突围来我处。温克。”
  报务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信号。没有任何信号。

(6)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6165.com:从乞丐到元首: 第三十一章 午夜后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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