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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 六、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时间:2019-11-17 08:12来源:现代文学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轮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缓缓地向下游驶去。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他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轮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缓缓地向下游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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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他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

1937年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

  杨森是四川广安县(和仪陇同属顺庆府)人,早年也是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的。一九一三年加入滇军,同朱德共事。护国讨袁时又同赴四川作战,后担任入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一九二○年才脱离滇军转入川军。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这时,杨森正在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作战,所以,极力挽留朱德,井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军事,婉言谢绝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干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回来,一定虚席以待。

1922年7月初,朱德走出北平前门火车站,他雇了辆人力车,找到宣武门外的方壶斋胡同一所宅院。朱德的到来,使孙炳文欣喜万分,赶紧将朱德让进屋里。寒暄过后,他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烜介绍给朱德。

  船到上海,朱德在一位旧友的帮助下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

坐定后,孙炳文告诉朱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贫苦大众利益的,孙炳文说,这个党的党纲就是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华,号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听后,当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朱德这次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①在北京,由孙炳文陪同,他游览了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这个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了。孙炳文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告诉朱德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决心要找到这个党,并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很不巧,他们赶到李大钊那儿,门上挂着锁,李大钊到南方去了。孙炳文说,我们要到欧洲去勤工俭学,要从上海走,我们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京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第二天,朱德随孙炳文和黄志烜游览了北平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这个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孙炳文向朱德介绍了北平的现状,特别提到了北平政府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控制下,使中国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朱德后来回忆说:北平政府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第二次来到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金汉鼎先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比他要大二十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这年六月间,孙中山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八月初,孙中山被迫从广东来到上海。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十万元。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却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不久,朱德到归绥、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平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恰好金汉鼎也到了上海,他对朱德说,孙中山最近从广州来到了上海,很想见一见滇军的将领。孙中山比朱德要大20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于是,朱德随同孙炳文、金汉鼎在法租界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日后,朱德这样回忆。

  ②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时,孙中山由于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正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他打算借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因此,希望朱德等能够重返滇军,助他一臂之力。

  几天后,朱德又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③这一次会面中,陈独秀的冷淡态度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面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④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10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踱着步子自责地说:“怪我缺乏知人之明,致使错用陈炯明,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这时,金汉鼎激动地站起来:“陈炯明、唐继尧这些本来就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坏蛋,咋能怪大总统用人失当呢?”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森的大洋。和朱德同船前往欧洲的除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钩、李景泌等十多人。这时,朱德已经三十六岁,在同行人中他和孙炳文的年龄是最大的。

孙中山的自责同时令朱德敬佩,他的思绪已飞出屋外:硝烟滚滚,横尸遍野,田园荒芜,路有饿殍。一张张新老军阀的面孔,闪现在朱德的面前。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他同船出国的李景泌回忆说:“这只船每到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二天,甚至还比二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实见到不少,总算是大开眼界。”⑤沿途的见闻使朱德感到惊奇,国外并不是如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么好。在南洋,许多从国内到这里谋求生计的人们过的依然是穷困不堪的日子。马路两旁,富人的花园、洋房同贫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鲜明的对照。殖民地民众充当“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国家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后,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⑥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朱将军,你在想什么?”孙中山见他跑神儿,问道。朱德委婉地回答:“可恨这些大小军阀,往往打着革命的旗号,拿着国民政府的供奉,可羽翼一丰便调转枪口向革命进攻!”孙中山仔细地听,说:“你的意思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给予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到处也是一幅残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体的乞丐很多,战争的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都是他在国内时没有完全想到的。

朱德诚恳地说:“大总统,您应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一支真正为国民而战的军队啊!”孙中山琢磨:“真正为国民革命而战的军队?……”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他们听说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叫周恩来。当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已到德国去的消息后,便乘上驶往德国的火车。

“大总统,我们自参加同盟会,重九起义以来便立下誓言,终身追随大总统,矢志不移!”金汉鼎慷慨激昂。孙中山欣慰地说:“好,好。我党有你们这样的忠贞之士,何虑革命不能成功?”旋即,他以坚定的语气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10万元。重整军威,打回广州,如何?”

  十月二十二日,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柏林。他们立刻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抗日战争初期采访朱德的史沫特莱曾听朱德向她详细地描述过那天会面的情景。

金汉鼎顿时热血沸腾:“大总统令出如山,金汉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朱德没有表态,一脸难色。金汉鼎用脚碰他,朱德无动于衷。

  对朱德说来,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史沫特莱记述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指朱德和孙炳文)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于是,朱德明确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孙中山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美国科学发达,又没有封建背景,相反有许多进步的制度。”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另外,作为一个军人,还想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痕迹,学一学那次大战的经验教训。”孙中山颔首:“这个主意好。学成归来,仍然可以报效祖国嘛!革命前程远大,虽然各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好自为之吧!”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⑦十一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8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和孙炳文来到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那幢陈旧的简陋房屋。朱德轻轻地叩门,等待,又敲门,又等待。好一会儿,房门开了一条缝。朱德看到,门缝中有一张略显疲倦的黧黑的面孔,连忙礼貌地凑上前:“请问陈先生在家吧?”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在那张脸上,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朱德,语调格外沉静:“你找陈先生有事?” 朱德满脸含笑地说:“我是从云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和陈先生谈,请你转告陈先生一下。”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门随即开了,朱德和孙炳文面前是一位穿着一身陈旧而笔挺的青色绸袍的中年人。他笑了笑,表示歉意,说:“我是陈独秀,你们请进。”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⑧阅读德文书籍,比掌握一般会话更困难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也能读了。他所买的德文书已经存有几箱子。在柏林,他所来往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上层人士除邓演达外很少接触。他确实在过一种新的生活。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的。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⑨,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四万人。那里有四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朱德和孙炳文随着陈独秀穿过一段狭窄昏暗的过道,走进陈独秀那间凌乱地塞满各种书籍的房间,陈独秀指了指书架旁两把旧藤椅和气地说:“请坐,不知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同我谈?”说着,他拉开写字台前那把木椅,稳重地坐下,两眼凝望着朱德和孙炳文。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⑩。

面对这位令人心生崇敬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朱德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思考片刻,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来寻找共产党、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那时,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正处在严重动荡中,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很容易得到。他们学习、讨论的内容是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11)。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是怎样的?有时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他的政治眼界更加开阔了。一个曾和朱德在一起听课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有次我去他家,还看见过他在读《共产党宣言》。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虽没有说自己是党员,但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是听从柏林来的同学讲的,那时共产党是公开的。”(12)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一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13)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朱德多大兴趣,虽然他每天都去听讲,但是,他觉得更能得益的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学生会内。朱德担任过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会最初没有固定的会址,也没有固定的开会日期。要开会,就临时通知,常常是在一家啤酒店的大房间里(14)。

起初,陈独秀十分认真地听朱德讲述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但当他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脸色骤变,双眉蹙在一起。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他小十二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他还对那个学生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15)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他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老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16)这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建议,实行国共合作。

朱德说:“尽管我是一名军阀部队的军官,但我的部队是纪律严明的,是不骚扰百姓的,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就在这个月内,朱德离开哥廷根,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柏林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小组。那时的成员有夏秀峰、廖焕星、章伯钧、高语罕、朱德、刘鼎等十几个人。(17)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冯自由、邹鲁、张继等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原来感情是比较融洽的,后来受国内斗争的影响也分成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当时在柏林的留学生段可情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围绕着留德学生会展开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斗争在内,分成新旧两派学生。新派学生受中共旅德支部领导,但出面的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驻德支部出面;旧派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子弟(应为富家子弟——注)和公费留学生,思想比较保守,背后又有青年党(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那时曾琦、李璜都到了德国——注)的人操纵指挥,因此形成对立两大派别。随着国内的政治动态而展开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18)德国作为战败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开始向战胜国支付赔款,巨额的战争赔款加剧了德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又以德国拒付赔款为理由,出兵占领德国的煤炭、钢铁生产基地——鲁尔区,从而彻底破坏了德国的经济。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的货币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五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由于马克贬值,外国人在德国生活的费用是比较便宜的。

随后又是沉静,只听到墙上的法式挂钟在嘀嗒嘀嗒地快速走动,陈独秀对他的表态没有作任何正面的鼓励,只是久久沉默。朱德这时并不知道,陈独秀这个堂堂总书记,看人却是喜欢“以貌取人”的。陈独秀站起身来,浓浓地吐了一口烟,仿佛要吐出郁闷,他踱着步,想着怎么打发走朱德。陈独秀心想,共产党就应该与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迥然不同的,他多次与中共中央组织委员张国焘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是要“纯而又纯”的。

  朱德回柏林后,德国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经济开始回升,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地位逐渐巩固。那时,德国共产党还是合法存在的。他们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坚持斗争,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半军事性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同朱德在一起的刘鼎回忆说,朱德在这年夏天参观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检阅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19)。

陈独秀不顾朱德急切的神情,自言自语地说:“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他一边抽烟一边喷出似乎一个个问号的烟雾。

  三月七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此事可能否),即来莫(指莫斯科——注)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即陈启修——注)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苹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距[拒]。??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象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

朱德听着陈独秀的这番话,一时搞不清这与他要求入党有什么关系,没有吱声,等着陈独秀的下文。陈独秀感觉眼前的朱德是一个“难题”,陈独秀眼睛直直地再次上下打量一番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心中没有“松动”,中共确实需要发展优秀人士参加进来,但在计划中的中共组织发展之中,确实没有想到要发展军阀行伍中的人,何况是军官,这是个棘手的事。再棘手也得解决,陈独秀看看朱德,狠狠吸了一口烟,顺手摁灭烟头,调整了思绪,问朱德道:“你是国民党员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

  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20){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58_1.bmp}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他们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许多具体工作都由他来承担。

朱德铿锵有力地回答:“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

  当时和他同在德国留学的谢唯进回忆说:他“到柏林后被选为中国旅德学生会委员。当委员的每个礼拜日要在学生会值班,把图片、文件整理好,把会议室扫干净。有一次他值日,下午同学们去了,看见地上很脏,就说,老朱,你值日,地怎么这么脏。朱德同志说:我上午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又脏了,好嘛,我再扫一遍。”“朱德同志很朴素,不讲吃穿。他很会做四川菜,星期天他就穿着围裙给大家做回锅肉吃。”(21)四月间,为了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他们在柏林一家咖啡店集会。

陈独秀看着朱德,又一次沉默起来。一边是朱德的热情双眸,激情陈述,一边是陈独秀眼神黯淡,不置可否。陈独秀没有对朱德的入党要求明确表态,既不说同意吸收朱德加入中共,也不说反对朱德加入中共,朱德看看陈独秀脸色不太对劲,心中顿时感觉有点发凉,有点手足无措。这时陈独秀起身,踱到书架前,抽出几本书,交给朱德,说:“这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你还是先拿回去学习一下,一定要学好了学懂了。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到会的有三四十人,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进来,把他们都逮捕了。朱德被监禁了二十八个小时,经中国留德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

“没有。”朱德有些紧张。“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呢?”陈独秀又接着问。朱德有些尴尬:“也没有。”

  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22)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陈独秀淡淡一笑。朱德小心地说:“我一直在军队,西南又地处偏僻,这些书籍很难找到。不过,看过一些您和李大钊先生主编的杂志,像《新青年》、《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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