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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顺起义中的政治抉择及影响

时间:2019-11-17 08:12来源:现代文学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到阔别近四年的祖国,和他同船返国的有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二十多人。 [摘要]泸顺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到阔别近四年的祖国,和他同船返国的有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二十多人。

[摘要]泸顺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以及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从不同角度做了很多工作。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由于四川军阀同反革命势力的勾结,泸顺起义最终失败。泸顺起义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宝贵财富。

  朱德从当时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里了解到:就在他到达上海前几天,国共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已正式誓师北伐。他们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向湖南迅速挺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五月初已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从广东进入湖南。接着,先后攻占湖南的醴陵和浏阳。七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湖南省会长沙。控制两湖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那时正在直隶(今河北省)长辛店督师,和奉军、直鲁军一起,向原冯玉祥部西北军扼守的南口天险发动猛攻,一时无力南顾,因此,企图联合四川军阀,牵制并阻遏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推进。

[关键词]大革命;泸顺起义;中共重庆地委;“莲花池省党部”;四川军阀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政治态度的向背,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北伐军在两湖的作战。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泸顺起义有着特殊意义。这次起义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动,立足配合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四川封建军阀,持续时间长达六个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

  在上海,朱德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①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陈独秀同意朱德的请求,并要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去一次南京,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关系调查孙传芳部的兵力部署状况。

在泸顺起义过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决策及博弈错综复杂。本文基于相关材料,进一步阐释泸顺起义的全过程,通过剖析起义前后各方政治力量对起义的反应和应对,以重新审视泸顺起义,并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

  七月二十六日,朱德和秦青川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登轮前往杨森司令部所在地——川东的万县,江轮先到汉口。那时,国民革命军已越过湘北的泪罗河,吴佩孚已下令在汉口实行戒严。朱德在汉口下了船,他看到码头、街口到处是吴佩孚的北洋军在盘查过往行人,如临大敌。朱德在汉口停留了一天,又继续乘船西上。船行到宜昌,遇到水灾,耽搁了四天。八月十一日,朱德和秦青川才抵达万县。②朱德一到万县,立刻被迎进杨森的高级招待所——王家花园,受到杨森的热情款待。

一、起义爆发前四川的政治格局

  当时,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各霸一方。杨森直接指挥的军队有枪枝二万七千支左右,受他控制的军队共十多万人,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自重,对时局的变化抱观望态度。他的心理状态颇为复杂: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便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输诚,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调人到万县帮助他工作;他同吴佩孚又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此前不久吴佩孚刚任命他为四川省省长。朱德到达万县后第三天,奉军和直鲁军攻占南口。原在直隶长辛店督师的吴佩孚准备率师南还,抵御国民革命军北伐。

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两大政治力量,一个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这是新生的政治力量;一个是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这是老牌的政治力量。

  因此,杨森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

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中共重庆地委为核心。中共重庆地委是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从1924年到1926年,重庆地委领导发动了德阳丸事件反日运动、声援五卅运动、七二渝案反英斗争、美仁轮事件反美运动等反帝斗争,特别在1926年9月5日英国舰队炮轰万县,造成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后,掀起的反帝运动更是规模空前,四川各阶层在重庆地委的带领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斗争。

  朱德针对杨森这种脚踩两只船、四面迎合的暧昧态度,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提供钱和枪,但是,北伐革命是会胜利的,如果同国民革命军对抗,注定是要失败的。杨森口口声声表示赞成北伐,却又借口兵饷来源困难,不愿脱离吴佩孚。

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因位于重庆城区莲花池街6号,时人称“莲花池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这也是国共合作在四川的重要体现,即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掌握对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运动中,对外公开的旗帜是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人有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及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中共党员。

  八月二十五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是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杨森对陈毅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③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北洋军阀附庸,对内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对外则依附于直皖两系军阀。

  就在陈毅抵达万县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农民群众支援下,相继攻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歼灭吴佩孚亲自督战指挥的主力部队,一直推进到汉口外围。

原本来看,四川两大政治力量对比悬殊。新生政治力量尽管实力增长很快,但总体而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有限,通过群众运动获得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而后者手握军权和政权,实力强大。但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四川军阀对新兴的革命力量逐渐产生顾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则借大革命之势大力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发展革命军队,推动群众运动,到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镇压大革命运动的三三一惨案前,力量已发展到一个顶峰。

  吴佩孚主力惨败的消息传到万县,使杨森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另一件使他更为气恼的事情发生了。

泸顺起义,就是在四川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对峙的情况下爆发的。

  八月二十九日,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盐款及粮税各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万流”号回万县。他们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押款登轮。“乃该轮于木船接近时突开快车上驶,所载士兵、款项之木船二只登时浪沉。计损失银八万五千元,连长、排长各一员,士兵五十六名,枪枝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④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和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浪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本已屡见不鲜。杨森得知他的运饷船被浪沉一事后,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不敢轻易得罪。可是,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巨额军饷的损失,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就去找朱德和陈毅商量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二、北伐战争对四川时局之影响

  事件发生后,朱德已同陈毅和杜钢百(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和陈毅一同赴川。)进行过商议。杜钢百后来回忆道:“朱德和陈毅分析说: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靠山,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是一致的。人民痛恨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动员群众力量,迫使杨森转向广东政府,割断他和北洋军阀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掀起一个像‘五卅’那样的群众反帝政治运动。”⑤三人商定:由朱德出面做杨森的工作,陈毅负责动员民众,杜钢百携朱德的亲笔信赴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汇报情况。

1926年的中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力量的活动,都是围绕北伐战争展开。受其影响,四川的局势十分复杂严峻。一方面是吴佩孚改变四川军政首长人选,引起高层纷争;另一方面,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三方在6月联手进逼赖心辉的防区泸州、富顺等地。正当四川形势极度敏感之时,北伐战争连战连捷,时局的迅速变化使四川各军阀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立场,以应对新的局面。

  这时,杨森亲自到王家花园找朱德商量,朱德知道杨森内心正处于矛盾状态中,便抓住他的弱点,表示只有将肇事轮船扣留,提出赔偿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损失。

7月下旬,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派遣代表张伯常,携带三人亲函,向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表达“同情北伐,愿率川中健儿,协同北伐军”【《湘战中之川鄂新风云》,《申报》1926年7月31日。】的态度。8月下旬,张伯常面见蒋介石,表达“愿加入北伐,一致讨吴之意”【《湘中所传川将领态度》,《申报》1926年8月24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又与刘成勋在8月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当然,就如当时的《申报》所评:“川军之宣言北伐,不过仅讬空言”【《东方社27日汉口电》,《申报》1926年8月30日。】,此时刘湘等人,尚在待机而动。

  在朱德的说服下,第二天,杨森下令扣留了途经万县的肇事英轮。

相比刘湘等军阀,四川军阀杨森更为各方所关注。杨森有较强的实力,长期盘踞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杨森的态度非常重要。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他要求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一些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对杨森一度寄予期待。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曾作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的判断。7月中旬,朱德从苏联学成归来,返回上海,陈独秀提出两项工作供他选择,一是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说服他割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关系,易帜倒向北伐军;二是到广东去准备北伐。朱德表示,愿去四川。因为朱德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森曾向朱德允诺“虚位以待”【《朱德年谱(188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九月二日,朱德在陈毅主持召开的万县各界代表的预备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我内河肆意横行,浪沉我船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⑥他号召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连续几天,万县中学的学生一直在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各种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

杨森的态度表现出两面性。他一方面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同时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他工作,陈毅因此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来到万县。在朱德、陈毅的影响下,杨森在9月5日英国制造万县惨案前后对英交涉比较强硬。另一方面,他又因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既感念吴佩孚长期支持并任命其为四川省省长之情,又对吴佩孚抵御北伐军还抱有希望。

  杨森扣留英轮后,立刻派人同英国领事卢思德交涉赔偿事宜。但是,英国领事态度蛮横,拒不答应杨森提出的条件,而且调遣军舰分别从重庆和宜昌驶往万县,企图对中国当局进行威吓,并用武力劫夺被扣留的轮船。于是,朱德和陈毅便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手段,做好还击的准备。

四川军阀的两面态度,加剧了时局的复杂性。为了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做了很多工作,只是由于所处位置、立场的不同,着眼点和具体策略有所区别。

  九月五日下午,英国军舰三艘强行靠近被扣英轮,企图用武力劫夺,遭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在激战中,英舰长达理被击毙。在下午五时左右,英舰悍然开炮轰击万县城区。

三、国共高层、重庆地委对在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认识和态度

  这时,正在寓所的朱德突然听到炮声,立刻赶往杨森司令部,敦促杨森封锁江面,予以还击。

中共重庆地委早已开始对四川各派军阀部队开展工作。1926年1月,吴玉章以四川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大时,就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吴玉章、杨闇公在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回到四川,即以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名义,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并利用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工作,借以发展革命力量,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同时也为了配合北伐战争。

  但是,英舰凭藉着火炮优势,对人口密集的万县城区连续炮轰达两个多小时,使军民死伤千余人(其中死亡六○四人),房屋千余间被击毁,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据万县海关的外籍人员报告:“大火持续到第二夭凌晨两点左右。”⑦万县城内最繁华的南津街、陈家坝一带变为一片瓦砾,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决定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派李筱亭、吴玉章和刘伯承三人为特务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接受刘泳润、廖划平为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同时派20名黄埔军校学生到四川工作。10月14日至28日,吴玉章与宋庆龄、谭延闿、张静江、徐谦等五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期间吴玉章提议,要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四川,以国民党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参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页。】

  惨案发生的当天,朱德立刻向杨森建议:“速将惨案发生的前后经过通电全国各革命组织,并吁请北洋政府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交涉,要求赔偿、惩凶、道歉,内伸民愤,外张公理,以重国权,而雪耻辱。”⑧促使杨森向全国发出通电陈述“九五惨案”真相。第二天,朱德又派孙壶东出面组织“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一面做好死难同胞的善后工作,一面开展抗英斗争。

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军事工作新进展上报中共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指导。8月初,吴玉章、刘伯承代表中共重庆地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一份关于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报告,介绍四川各军阀军事实力,以及在当前时局下四川形势的变化和军阀的动向,重点强调各军阀已开始主动接近四川国民党人。

  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界给予支援,对英国进行制裁,以雪国耻。

中共中央在听取吴玉章汇报和收到中共重庆地委来信后,判断四川各派军阀向莲花池省党部示好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军阀之间“朝合夕变”,“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而“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因此,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复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三点指示:一是不拒绝各军阀投靠革命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在军阀队伍中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泸顺起义》,第36—38页。】

  为了声援万县民众的抗英斗争,九月九日,“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在四川巴县成立。十八日,重庆市民六万多人愤怒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又有十多万人举行火炬游行。接着,重庆的英美烟草公司华工宣布罢工,市民组织宣传队,四出进行宣传。十月五日,成都各界人士万余人也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四川各地纷纷成立反英组织,爆发较大规模的反英斗争。

9月10日,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童庸生赴上海中共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他在汇报中评点四川各系军阀,详细汇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童庸生着重提出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起义计划,即广东国民政府授予党组织控制的何光烈部队政治认可,承认其为国民革命军,然后与黄慕颜部会合起义。他预测一旦川战发生,党影响下的左派部队集中并宣布中立,此时,只要广东国民政府安排人员以宣抚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队集中起来。童庸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出身军旅、与各军阀有较深渊源的中共党员朱德、刘伯承扶持起来,掌握一支军阀部队,那么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军阀中建立一支独立力量。【参见《泸顺起义》,第39—42页。】

  全国各重要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天津、长沙、厦门、烟台、济南、芜湖等,相继成立各种组织,开展反英斗争。中共中央为此在《向导》周报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帝国主义。”⑨万县惨案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使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同时,也促使杨森被迫转向广东国民政府。他委派朱德赴武汉,表示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朱德回到武汉,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时说:“此次开炮,兄弟亲与此役,英人之强横可笑,亦复可怜。他以为他的枪才可以杀人。我们川军这回也不客气,为正当防卫,还他几枪,彼此都有伤亡。不过人民无辜,为他杀得太多了。”“但是,我四万万民众为他打醒了!尽都知道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总望军民一致团结起来。”⑩郭沫若也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

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当即作出形势判断,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对在四川开展军事运动的态度较为谨慎,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供资金枪械,要求党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各支部队加强内部联系,推动所属军阀首领倒向革命,“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参见《泸顺起义》,第43、44页。】

  九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由于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启修还在汉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朱德暂代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二十八日,朱德率二十余名政治工作人员离开汉口前往万县。

从中共中央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比较赞赏中共重庆地委的工作,看好四川军事工作前景,要求中共重庆地委做好争取四川军阀的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群众运动方面,但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重庆地委的起义计划。

  朱德一回到万县,却得到杨森派兵东下援吴的消息。原来,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汉阳后,武昌仍在吴军手中,北伐军久攻不下,因此杨森对吴佩孚仍抱有希望。对于杨森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朱德十分气愤。他当面质问杨森,并晓以大义,杨森仍不为所动。尽管北伐军在十月十日攻克武昌,杨森的态度表面上有所转变,但仍迟迟不肯下令撤回东进鄂西的三个师,对就职一事也敷衍搪塞,对朱德说:“只要走革命的道路,迟早宣布就职没有多大问题。”(11)实际上是不置可否。

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在9月22日为配合北伐安排各地工作的内容中亦可窥见。这些工作共计16项,其在农民运动中要求“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22页。】。10月底,刘伯承在接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回四川负责军事工作时曾专程取道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相关情况。11月上旬,他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在万县的朱德通报,主要内容有:积极开展军事活动,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争取一些四川军阀投靠革命,分化军阀的势力;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使军事运动有群众基础;在旧军队中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注意培养新的力量。【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第75页。】该指示内容与8月23日中央对重庆地委的指示内容基本一致。

  十一月上旬,进犯武汉的杨森部遭到国民革命军围歼,前敌总指挥曾子唯被俘。这才使杨森被迫派代表赴武汉“请罪”,并多次找朱德表示“悔悟”。

尽管中共中央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并未进一步作出指示,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给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报告中赞扬道:“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有为〕别省所不及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53页。】

  二十一日,杨森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时仍致电吴佩孚,表示他对吴的“忠诚”。

同时,执掌北伐军军权的蒋介石也比较重视四川各军阀的态度,视之为影响北伐战场的重要因素。蒋介石更以招抚川中军阀为手段,以巩固其军中地位。8月12日,他派出李仲公赴黔,招抚在四川活动的黔军军阀周西成。【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介入四川的行为引起莲花池省党部的警觉。1926年8月,莲花池省党部得知蒋介石派四名黄埔学生到川接洽各军阀并调查政治军事社会情况,特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表示抗议,要求派遣代表时“应通知省党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加紧了在四川的工作,先后派吴玉章、刘伯承、欧阳钦等人入川,并策反军阀部队,争取在四川打开军事斗争的新局面。11月中旬,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刘伯承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沪州起义——互相策应。”(12)会后,刘伯承赴沪州具体指挥工作,朱德返回万县继续进行争取杨森的工作。

就在各方持续关注四川军事工作之际,中共重庆地委继续准备武装起义。11月中旬,地委领导人杨闇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起义,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还确定在泸州、顺庆起义的方案。【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第76页。】11月27日,刘伯承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表示“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泸顺起义》,第58页。】。

  杨森易帜后,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当时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是杨闇公等三人,执行委员还有朱德、刘伯承等六人,党部设在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13),并且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由朱德带到万县的政治工作人员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滕代顺、湛杰分别担任教育长和五个大队的大队长。朱德曾到校讲话,勉励学员说:“一个军人要有崇高品德的修养,要有坚强的革命方向,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光辉事业。”

由此可见,国民党左派高层、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有各自的出发点。国民党左派高层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共产党负责消除杨森的威胁,并委托刘伯承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对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计划给予较大的放权;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以民众运动、政治宣传手段等开展军事运动,争取军阀投靠革命为主;吴玉章和中共重庆地委则是要利用掌握的军阀队伍发动泸顺起义,推动更多的军阀队伍转向革命,以彻底改变封建军阀控制四川的政治面貌。

  (14)与此同时,朱德还通过政工人员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改造。朱德虽然担任二十军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但生活仍然十分俭朴。“每天到杨森总部办公、汇报,都是身着布军服,手拿公文包,胸前佩着总部出入证,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徒步来去。”“他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人接谈,当面圆满地解决问题,使人心悦诚服的离去。”(15)这种作风在旧军队高级官员中是很少见到的,因而博得军内广大官兵的尊敬。

四、起义前夕的四川局势

  十二月初,沪顺起义在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下爆发了。一日,袁品文、陈兰亭率部在沪州起义。三日,秦汉三、杜伯乾率部在顺庆起义。五日,黄慕颜率部在合川起义。刘伯承在顺庆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1926年9月后,北伐战争进展极快,国民革命军连续击败吴佩孚、孙传芳部队,10月10日攻占武汉,11月8日占领南昌,12月9日进占福州。在此形势下,四川各军阀反应不一。

  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第二十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于是,就以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要朱德率团前往。

杨森起先更倾向北洋政府,8月14日,他不听朱德劝告,通电宣布就任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省长职务。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杨森不仅不就职,反而在9月中下旬派遣三个师东进鄂西,公然支援吴佩孚,是四川军阀中唯一出兵反对北伐的将领。11月上旬,杨森的部队被北伐军击败,杨森被迫派员赴武汉向国民政府谈和,并向重庆的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输诚,请杨闇公等人到万县主持党务。11月21日,杨森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务,成为四川军阀宣布易帜第一人。

  十二月下旬,朱德率领由杨森部八十余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但此时四川军阀仍“犹如隔岸观火”。其中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虽已表态通电反吴佩孚,但实则按兵不动;而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人,“始终抱定门罗主义,闭关自守防区”【《四川将领整理内部之动机》,《申报》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对此也感到棘手,正如他11月15日在日记中所记:“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棼乱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94页。】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泸顺起义中的政治抉择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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